他是中國歷史上命運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愛，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與管教。從進宮到被囚，他幾乎沒一天不向慈禧長跪。被囚以后，求有長跪的機會而不可得。

光緒初進宮時，與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溫和，光緒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緒十一年便得了“急癥”，與世長辭。

光緒一生，和他最親的人是師傅翁同龢。翁是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狀元。光緒從六歲起便作了翁的學生，前后二十二個年頭。

光緒的皇后葉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屎蟮母赣H桂祥，是慈禧的弟弟。這皇后深得慈禧的歡心，光緒卻與她無緣。

光緒所寵的是珍妃他他拉氏。這珍妃討不了慈禧喜歡，慈禧甚至不讓珍妃與光緒親近。

當年，同治鐘愛于皇后阿魯特氏，慈禧也要破壞，弄得同治清夜出宮尋花問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終于在光緒元年二月絕食自盡。

光緒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戰(zhàn)爭與義和團事變，為功為罪都該由慈禧一人負責，與光緒皇帝無關。

只有甲午中日戰(zhàn)爭，可說是光緒皇帝本人決定的。然而海軍外強中干，經(jīng)費頗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頤和園之用。到了正式宣戰(zhàn)以后，李鴻章陽奉陰違，又調(diào)兵極少。其后，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把臺灣割給日本，光緒十分憤慨，然而無可如何。

傳說，慈禧曾經(jīng)逼迫光緒打麻將、抽鴉片，以便等他的名譽壞了廢掉他，改立溥?。ǘ丝ね踺d漪之子）。這傳說有無事實作根據(jù)，待考。

至于，光緒一輩子生活在苦痛中，則已經(jīng)是歷史上的定案。

序言之一

人們大概都知道，蘇軾在《東坡志林》中，載有“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詩人陸游有一首詩說道：“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薄罢f蔡中郎”，當然就是說三國史當中的一個片段。

南宋晚年吳自牧的《夢粱錄》則記有“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耐得翁《都城紀勝》所載略同)。這里所說的“通鑒”，絕不是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或朱熹的《通鑒綱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與下文之“漢唐歷代”是一樣的意思。

舉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來說明，到了宋代，一般社會人群的文化水平，在當時商品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的自然形勢走向的推動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論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講說史事為專業(yè)的人(包括盲人)。但是，這些以講說史書為業(yè)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讀過史書的人，他們只是在從某些讀書人聞知某一階段的歷史(大都是戰(zhàn)亂最多的時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義和穿插，增加一些熱鬧的、傳奇的場面，寫成文本，口耳相傳。有許多盲人也成為這類傳承人物的一個組成部分，藉以用為謀生的一種技藝。這許多講史的文本，經(jīng)過長時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讀過史書的人)的充實修改，最后便結集為《三國志演義》、《五代史平話》、《水滸傳》等書，成為現(xiàn)今多數(shù)人喜讀的古典小說。

在《三國志演義》等書已經(jīng)廣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鄉(xiāng)村市鎮(zhèn)的市場或廟會上，一直還有人在繼續(xù)講說三國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漢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聽眾，這說明，由并不閱讀史書的人向社會人群講說歷史故事的風習，在繼續(xù)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變。

可是，在抗日戰(zhàn)爭期內(nèi)，在當時作為臨時首都，并成為人文薈萃之地的重慶，卻有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挺身而出，要向這個山城的社會人群，講說真正的歷史事實。他找定了一個可以容納大量聽眾的會場，作為他演說的固定場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時間，到那里進行演講，聽眾則須買票入場。這真稱得起是一支異軍突起，然而這支突起的異軍，一上陣卻收到了橫掃千軍的效果。前一期的講題是“說三國”，后一期的講題是“說武則天”，聽眾與日俱增，在重慶這個山城，確實引起了一大陣轟動。我當時身居北碚的復旦大學，距重慶百多華里，竟也經(jīng)常有為這番講史的叫好聲傳來耳邊，經(jīng)常為這一轟動效應所震動。

若問：主講人何以具有如此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講史引起如此這般的轟動?我的答復是：因為他是洞曉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黎東方教授。那時他的正式職務，是在國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并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兼任教職。

黎東方教授所講說的三國史或武則天的歷史，全都大異于從宋代以來，出現(xiàn)在城市或村鎮(zhèn)中那些說書人和講史人所講說的內(nèi)容，他既不虛構任何一個人物，也不虛構任何一樁事件，以增其傳奇性質(zhì)，藉以吸引聽眾；他只是廣泛地從各種體裁的史冊當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貫串，然后做出他的講詞。照這樣做，按常理而論，則他的講說，較之那班職業(yè)的說書、講史人，便應顯得枯燥乏味，難以引發(fā)聽眾的興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異軍，橫掃一切職業(yè)的說書、講史人員，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說的史事熟蘊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過他的逸趣橫生的詞鋒加以表述，既顯示出踏踏實實，決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則其取得那樣的成功，豈不正是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