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在另一個意義上的求全責備，也為了能使這套叢書“后出轉精”，我以為，似乎應當在此先就這幾本準備改版印行的《細說》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盡如人意之處，略陳一點鄙見。

如我在上文所說，從總體上看來，這幾本《細說》，全都是黎東方教授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對各時期的歷史的學術研究成果，加以融會貫通而撰作出來的，都足以證明他的學術根柢之深厚廣博，然而就每一本《細說》的目次組織來看，則不分章節，不分層次，從始到終，每個題目全都平等排列，這就使讀者很難分清主次關系，并且會覺得相鄰諸目的連貫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細說》，都分為篇、卷、章、節等高低不同的層次，則讀者單從目錄上也可以先獲得一個主次分明的印象，讀過每一冊，自然更會獲得累累乎如貫珠的一系列真正歷史知識了。

當今之世，地球雖已縮小，人類雖已進入信息時代，然而要想與客居美國的黎教授，商榷對即將印行的諸冊《細說》的目次，全部進行改變，恐仍非短時期內之所能辦。因此，我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們，只希望在補寫另外諸冊時，能把篇卷章節的層次劃分清楚，順便也把已經印行的這幾本區分章節，改從一律，使此全部《細說》叢書都以嶄新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則其嘉惠后學，必更將深遠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寫于北京大學朗潤園第十公宮

序言之二

黎東方先生講史之學

遠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聞黎東方先生大名。時值抗日戰爭期間，黎先生執教重慶中央大學、復旦大學和三臺東北大學，常在四川各地講演歷史，高壇設座，講古說今，以歷史勵人心而鼓抗戰，名動一時。我雖未曾躬逢其盛，每于報端得讀講詞，并聽者受鼓舞之報道，未嘗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歷史巨著五大冊，曰《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上、下冊)、《細說民國》，謂將為是書出大陸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歲的高齡了。余小子學不逮，年齒不及，何敢為前輩長者之書作序，辭謝再三，終感于黎先生為講史之學迄老不衰的壯志與深情；黎先生與崔君書，復殷望我能承乏為序，此亦長者激勵后生之意，何敢再辭焉。乃踵武鄧廣銘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講史之學。

讀黎先生四史，確為史，為元之史，為明之史，為清之史，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寫法相同，取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職官、制度、地理、文化、學術等等，分列為若干題目，縷而述之，如治棼理絲，串置散錢，以成規模。其選擇題目，自由度較大，而寫作之際大小自如，不必過于拘束，然又須得其要領，書非通史之作，而合讀一朝所有各節文字，實有可得此朝斷代通史之貌的收獲。各節分述，不同于史學論文專題的研究，無須如同寫作專題論文的深入細致，詳述盡證，只須講明事實，論證得宜，讀之亦如同讀了關于這一朝代的許多專題文章。

黎先生采取這樣的寫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學素養和多年講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讀清華大學，專攻史學，受教于梁啟超先生，后又游學巴黎大學，從名師多人學習史學和哲學，得博士學位。一九三一年歸國后，相繼執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抗戰軍興，黎先生除了繼續執教，時應各地之請，為各界人士講演歷史，通識古今，激勵抗戰。側聞黎先生擅長講演，有雄辯之才，每講史，輒能鼓動全場，聽者動容。又曾在重慶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工作，兼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有編輯教科書的經驗。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臺灣和美國，續任大學教職。一生的學識經驗，積而為講史之學。四史之成，有賴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歷史通俗化的工作。難得的是，以黎先生這樣有成就的史學家，甘心于教學之余，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樂為歷史通俗化而終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嚴格按照歷史去寫，不造作，無虛飾，極為謹嚴，保持了一個史家應有的態度。隨手翻檢，如關于多爾袞和孝莊皇后是否結婚之謎，謂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銷毀干凈，現在所能依據的蛛絲馬跡，只是張煌言的四句宮詞：“上壽稱為合●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雖不足為據，然下文擺出了幾件可疑的事，用詞極為謹慎，但亦同下了結論。于康熙年間忽然有所謂朱三太子產生的事，書中是各說并存，不為一己之論。反之，對于史有明載的事件，書中則據以分析，斷然作結。如對雍正，既述其狠，復敘其功，羅列事實，作結云：“當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當了六十一年的治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說法，誠然可以討論，但并非憑空而說，畢竟可稱為一家言。雍正朝設立軍機處，對于集中皇權統治，架空“內閣”，起了關鍵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權政治演變的大事，對于此后清代政治關系甚大。書中對此，有較詳的敘述，從軍需房發展到軍機房，再演變到軍機處，均有考訂，使我們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權，又明白張廷玉把內閣票擬之權獻給雍正的始末。讀史明源流演變，方可據以為論，不落入空泛，甚或牛頭不對馬嘴。

讀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極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稱為入門。本書對于各代官制的變化很注意，各有詳略不同的論述。最見功力的，是對于明代官制的論證，一共寫了十二節，計近四十頁文字，考訂翔實，論述精確，于治史及讀史皆有助。讀之，既見明代官制的上承和變革，而對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襲變化更為重要。

凡此，皆見本書作者的精神。間有未盡如人意處，亦所難免。以我所見，如關于太平天國部分，編次稍涉散亂，詳略未盡恰當。寫洪秀全多至二十頁，實為太平天國興亡史，未必全然為說洪論洪，而于楊秀清只與半頁篇幅，于李秀成共為三頁，皆嫌其吝。僅舉此例，以為作者參考。

這樣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對歷史的忠誠，對文化的愛護，嚴肅從辜，不摻半點虛假，讓讀者學習歷史，熱愛歷史，進而維護歷史尊嚴，在今天，歷史被攪得混亂不堪之際，更為需要。今目之歷史熱，往往表現為小說電影的描述歷史，或出于對歷史的無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歷史，全不知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當然更不懂脫離開了歷史真實便無藝術真實可言，于是歷史變成了“戲說”，一位歷史片導演甚至說“歷史本來是假的”，便可任意偽造。歷史云乎哉，令人浩然興嘆。望九高齡的老歷史學家黎東方先生，出此通俗謹嚴的歷史著作.當可一醒此輩隨意描述甚至偽造歷史者的頭腦。在書中，作者于此寫道:“關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國以來的演義家‘創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誕不經，信口亂扯。結果。所寫的不是乾隆，倒是演義家自己。稱這種演義家為歷史小說家，實在是既侮辱了歷史，也侮辱了小說。”“戲說乾隆”源自臺灣，亂及大陸，黎東方先生發此議論，當亦深有所感焉。

與真實相一致，“在歷史中」求史識”，是一重要原則。“在厲史中求史識”，是陳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發點，已成為陳先生教誨學生與后進的重要遺訓。陳先生的史學著作和論文，無不在真實的基礎上，具今昔之感，興亡之嘆，此即所謂讀史治史非僅讀史治史而已，當于歷史中求其教訓。治史者無通識古今的修養和胸懷，不能達此“通古今之變”的原則。以此移于黎東方先生，其在抗日戰爭期間，本傳統的講吏之法去講演歷吏，其所以能勵人心而鼓抗戰者，亦由于此。則黎東方先生，亦得乎“在歷史中求史識”之旨矣。

講史本為中國民間傳統的形式，“說三分”即是其一，后經整理修釘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夕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聽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學家，掌握了歷史的真實，具有通識古令的胸懷，便得管與能管歷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講史與歷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國傳統史書體裁，編年、紀傳、紀事本未諸體，不盡足以寫史傳史，迄于近代，引進了通史章節體。

習之多年，史家亦漸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創新。至今尚未觀其效成，則口頭講史亦可備一體。黎東方先生本講史之體而成講史之書，其體無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運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識字者皆能讀，則此書之出版，當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歷史之普及也。

是為序。

1996年5月19日

《細說清朝》一、先說一個大概

中國的歷史既古且長，朝代也特別多。最后的一個朝代叫做清朝清朝的第一個皇帝，有些人以為是順治。其實，在順治皇帝以前，清朝已經有過兩代君主：太祖努爾哈赤與太宗皇太極。努爾哈赤于明神宗萬歷四＋四年(1616年），在沈陽之東、新賓縣城之西三十里赫圖阿喇城宣布獨立，自稱金國汗。

他死后，兒子皇太極繼位，當了十年多的汗，改稱皇帝，把國號也改成“大清”。這皇太極當皇帝當了七年四個月“無疾而終”，或許是被人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