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首都設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開了一條“通惠河”從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縣)接上白河，再連上衛河，到達山東的臨清，由臨清再開一段運河，直至淮陰?；搓幰阅?、長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溝。長江以南，從鎮江到杭州，經由常州、蘇州、嘉興等地，也有許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來的若干大溝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錯在不明河北與山東的地形，把許多流向東北的河(包括黃河)用一條運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鬧水災，與運河頗有關系。

元朝雖則開了運河．卻不十分靠運河來轉漕，主要的還是靠海運；用大船沿著海岸線走。明成祖改筑了山東境內的運河(稱為會通河)，才把海運廢了。

康熙初年(從元年到二十年)，由于鄭經雄踞臺灣，控制了東南沿海，海運無從談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在靳輔與張鵬翮先后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運暢通無阻以后，也就沒有人想得起元朝海運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于琦善及陶澍的建議，恢復海運。)

清朝沿襲明朝的成規，在順治二年立下每年漕運的總額四百萬石。其中有三百三十萬石運送“京倉”，叫做“正兌米”；七十萬石運送“通倉”，叫做“改兌米”。

負擔漕米的責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蘇、安徽)為最重，占了三百萬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萬石。再其次是江西、山東、湖廣、河南。(山東、河南另加三十萬石左右的小麥、小米與豆類；江、浙二省加征宮廷所需的白糧[糯米]二十二萬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繳納漕糧的正額之外．照例要加納所謂火耗。這“火耗”有時相當于正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帶于漕糧的另一虐政，是所謂“折銀”。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銀，所定的米價每每超過了市價，老百姓必須以賤價賣米，按照官價繳銀子。

康熙雖則下過幾道圣旨，限制火耗與折銀的數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運看作私人的財源，康熙的圣旨等于白下。

《細說清朝》四五、理財

元、明、清三代的財政，總而言之是“糊涂賬”。稍有條理的兩個很短時期，是張居正當國的十六個年頭(從明穆宗隆慶元年到明神宗萬歷十年)，與雍正一朝(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

康熙頗想把國家治好，然而為人太重感情，擺脫不了左右的佞幸，真是美中不足。佞幸包庇督撫與布政使，督撫、布政使包庇州、縣官，州、縣官包庇胥吏、里甲，于是老百姓在下而受剝削，康熙在上面受蒙蔽。如此情形，本不限于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圖整頓，而整頓不出多大結果來；常常減賦、免賦，而徒供貪官污吏中飽，老百姓受不到實惠。

當時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銀與田賦。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錢”，各省各縣不等，最少的是銀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兩，普通在五錢與一兩之間。

少數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當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納丁銀，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義上獻給旗人，再用“佃戶”的身份領回，藉以免納田賦。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樣方式依附漢人紳耆。紳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現任大官的子弟親戚，照例丁銀也不出，田賦也不納，督撫與州縣官對他們巴結之不暇，怎敢和他們為難?

兩江總督郎廷佐是一個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屬內積欠的“逋賦”，查出四百余萬兩之多。他把所謂逋賦分成三類：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個表報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狀元徐元文在內，說徐元文的家屬不繳丁銀，不納田賦。(這徐元文并非壞人，壞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學。)

順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稅收有銀子二千一百五十多萬兩(包括田賦的折銀在內)與糧食六百四十多萬石。到了康熙中葉，在打平吳三桂、接收了吳三桂所割據的云貴地盤以后，稅收仍不過是銀子二干六百三十多萬兩與糧食四百七十多萬石。銀子雖則多出四百八十萬兩，但糧食少了一百七十萬石，以一兩抵糧食一石(當時的平均價格)來估計，所多出來的不過是二百五十萬兩而已?？滴醯姆e年整頓，可謂白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