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以后，提拔張廷玉為禮部尚書，其后放他為順天鄉試的主考，加官太子太保，兼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調充戶部尚書(財政部部長)；在雍正四年升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雍正五年，升為文華殿大學士；雍正六年，升為保和殿大學士，改兼吏部尚書；雍正七年，以大學士的資格調到軍需房，與怡親王胤祥、戶部尚書蔣廷錫“密辦軍需”。(吏部尚書一職，由一個叫做查朗阿的接充。)這一年十月，他得了一個比“太子太保”更高的加官(銜頭)，即(皇帝的)“少保”。

張廷玉在軍需房一改為軍機房、再改為軍機處之時，用了一張紙條，把內閣所僅有的“票擬”之權，輕輕地獻給了皇帝。他也許是感覺到受恩深重，藉此圖報。

張廷玉的建議是各方面寫給皇帝的奏章，分為二類，涉及普通政務的“常事”稱做“疏”，涉及軍國機密的“要事”稱做“摺”。“疏”由通政司收進，交內閣用簽條(票)“擬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進，而改由“奏事處”收進，不再交內閣擬旨，而改由皇帝在軍機處看著軍機大臣擬辦，立刻用御筆朱批，批好了立刻由軍機處的職員抄寫、封發，不經過內閣，更不經過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納張廷玉的意見，從此軍機處成為全國最高而最重要的一個衙門。

也只有像雍正這樣有能力的皇帝，與張廷玉這樣有能力的軍機大臣，才可以把全國的“要事”辦得那樣迅速而大體不差。張廷玉有一個當過大學士的父親(張英)，可謂家學淵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禮部、戶部均作過尚書或侍郎，也作了三個殿的大學士，夠得上稱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與兵部的事，他較為生疏：有了辦過水利的怡親王胤祥．與剿過苗民起義的鄂爾泰，以及在鄂爾泰內調以前的馬爾賽，雍正也不怕無所咨詢了。

乾隆即位以后，一度改軍機處為總理事務處，但改了不到兩年，仍舊稱它為軍機處。鄂爾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張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兩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級。)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馬蘭泰與平郡王福彭兩人，在軍機處行走，這兩人不久奉命出發前方，打準噶爾；雍正改派訥親與班第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即位以后，把這兩人升為軍機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納延泰、徐本等幾個人。此后，直至宣統三年四月軍機處被裁撤為止，軍機處的大臣時多時少，并無定額。

雍正有張廷玉等人在軍機處，每天陪他辦公。張廷玉同時又是保和殿大學士，所以不僅有關軍機的“要事”，由張廷玉以軍機大臣的資格當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執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張廷玉也同樣地可以向雍正解釋章奏與“內閣票擬”的內容，聽候雍正“乾綱獨斷”。

在如此的一種君主專制的政體之下，“會議”的方式也不是絕對沒有。清朝在努爾哈赤的時候，就已經設有所謂“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副大臣)十人。皇太極把理政聽訟大臣增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為十六人。入關以后，清室參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給“九卿科道”雜議。所謂九卿，并不是僅僅為太常卿、光祿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書。所謂“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戶、禮、兵、刑、工)的“給事中”與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監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對外將要采取軍事行動，事情常常被交給“王大臣”去討論。所謂“王”，包括親王與郡王；所謂大臣，包括宮內、宮外若干負重要責任的官。“王大臣”把討論的結果，用書面報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決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來，可謂鶴立雞群。他眼光敏銳，記憶又特別強，不僅對全國的政務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數督撫的能力，而且有時也特別識拔了督撫以下的小官。

在督撫之中，像李衛、田文鏡、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衛是銅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時，才不過是一個戶部郎中(相當于財政部的司長)。雍正叫他在直隸(河北)與云南辦驛運，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為浙江巡撫，“兼理兩浙鹽政”，兩年以后又升他為浙江總督。這李衛不但會理財，同時也是一個捕盜專家。雖則他所捕的“盜賊”，包括江湖豪俠與有志復明的義士，但地方上的安寧也的確被他增進不少。他所無可奈何的，始終只有一人：甘鳳池。(甘風池在《清史稿》中有傳。)雍正十年以后，李衛被調進京城，擔任刑部尚書。

田文鏡是漢軍正黃旗人。清朝初年，屬于漢軍八旗的“漢族旗人”，比普通的漢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堯及康熙年間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鵬(《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綸(施瑯的兒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屬于這一類人物。田文鏡與李衛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時，也還不過是一個“內閣侍讀學士”．當過縣長級的“知州”，也當過吏部的員外郎，等于今日內政部的專門委員，雍正任命他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為署理河南巡撫，其后一再升為河南總督與“東河總督”。田文鏡辦事十分賣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稅收，對人民與屬吏均很刻薄、殘酷。

王士俊是貴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當“候補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東河總督兼河南巡撫”，于雍正十年繼田文鏡之任。此人本以彈劾田文鏡成名，但在繼田以后，作風與田如出一轍。

田文鏡與王士俊在河南墾了不少荒。墾荒本不是壞事，雍正急于求治，對田文鏡之雷厲風行地墾荒，頗為嘉許。然而河南可墾之荒不多，州縣官迫于田文鏡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開的“荒”招人民領種，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畝納稅。史貽直在乾隆初年擔任戶部尚書，檢討田、王二人所報的新墾之地，“非河灘沙礫之區，即山岡犖確之地，甚至墳墓之側、河堤所在，搜剔靡遺。”

田、王兩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貪污，也是事實。田在兼督山東之時，清查出山東錢糧積虧二百余萬兩。他向雍正報告：積虧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確沒有力量按年繳納清楚。但是，田文鏡所能想得到的補救辦法，僅僅是“請救山東巡撫、布政使，協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參，追，禁，革。”

火耗與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額外負擔，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無的“油水”。官吏的俸祿極薄，當一個知府，每月的俸祿只不過是幾兩銀子而已。當時的米價，以山東為例，是每石一兩銀子左右。知府、知縣僅憑幾兩銀子的俸祿，如何可以養妻子、養仆役、養“師爺”(私人秘書)、孝敬上司、彌補虧空？有一位諾敏，他是滿洲正藍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撫。他向雍正提出一個口號：“火耗歸公。”辦法是，叫各州、各縣每年把所收的“耗銀”，解到各該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庫”，由總督、巡撫提出二十萬兩銀子彌補無著落的虧空，其余年終發給地方上大小官吏，作為“養廉”的津貼，同時向皇帝奏報清賬。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討論一番，然后就批準諾敏的建議。從此，不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漸樹立了這個“養廉制度”。雍正說，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數字在虧空補足之時逐漸削減，以至于完全豁免。(結果，直到清朝結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無能力建設一個近代式的稅收制度，無足深責。不過，他是有心減輕人民疾苦的。江蘇所欠的田賦丁銀，比山東更多，據巡撫尹繼善與侍郎彭維新清查，從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間，共欠一千萬兩以上。有人建議，把這一千多萬兩銀子“分年帶征”，加在原有的定額之上。雍正決定：帶征的欠稅每年每縣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該縣同一數量的正賦。這樣，等于在事實上免收欠稅，而辦法比以前順治、康熙之時公平。順、康兩帝常常無條件免收“逋賦”，結果是拖欠的“頑戶”占便宜。現在呢，頑戶繳出若干欠稅，良戶就減免若干正稅。

雍正在財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撫邁柱的建議，把丁銀攤入錢糧計算，我們不妨稱之為“丁糧臺一”。這原是繼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頒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銀”的遺旨，無非將手續簡化而已，但結果是從此有田產的人才出丁糧，無田產的人不僅不出田賦(錢糧)，連丁銀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個小小的德政。

《細說清朝》五一、被準噶爾擊敗

雍正設立軍需房及其后的軍機處，最初的動機是為了支援并直接指揮西北的軍事。

敵人是準噶爾的領袖噶爾丹策零。噶爾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兒子，清朝的官方文書，稱他為“準噶爾臺吉”；他自己的稱號可能是“汗”。

關于準噶爾，我們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還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稱為“準噶爾哩亞”(djungaria)。

準噶爾，原也不過是新疆北部四個蒙古人衛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個衛拉特，是和碩特、土爾扈特、杜爾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