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弟子之中，以萬氏兄弟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萬氏兄弟為鄞縣人。因此，中國學術上便有了所謂浙東學派。

萬斯選從黃宗羲學理學，注重實行。黃宗羲很希望他發揚光大王陽明、劉宗周的學說，然而他先黃宗羲而死，黃氏極為感傷。

萬斯大從黃宗羲學經學，對《三禮》極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禮》作為基礎．他留下了《學禮質疑》《周官辨非》《儀禮商》《禮記偶箋》與《學春秋隨筆》。

萬斯同從黃宗羲學史學，造詣之高，尤甚于斯選、斯大。他獨力寫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鴻緒借了去，冒為己作，送進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間官修的《明史》，在大體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費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將相年表，從洪武直到永歷。此外，他也寫了一部《歷代史表》與一部《儒林宗派》。他對于史實的考訂，絲毫不茍，認為“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須于官書“實錄”以外，廣參典籍，追本溯源。

這三位萬氏兄弟，均是順治、康熙年間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為浙東學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與章學誠。

全祖望也是鄞縣人，民間傳說為晚明義士錢肅樂的轉世。他自己有一首詩談到這一點：“......瑯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歲的時候進學(考中秀才)，三十二歲當了翰林，卻借故回家，終身不仕。

我們從他的《鮚埼亭集》之中，可以讀到許許多多晚明東南一隅忠臣義士的碑文與傳記：史可法、沈廷揚、張名振、張肯堂、張煌言、張國維、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王翊等，幾乎是應有盡有。沒一篇文章不令人讀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時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記，“夷夏之辨”的大義已經只能借天地會的組織，存在于所謂“下層社會”之中。全祖望學養之深、根基之厚，可謂當時全中國的第一人，不僅是文章直追子長(司馬遷)、史學頡頏季野(萬斯同)而已。

章學誠(實齋)是會稽(紹興)人，乾隆四十三年的進士，卒于嘉慶六年。他與戴震同時，曾經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與戴震在寧波相遇，討論地方志的問題。兩人的意見不同，辯了兩天。戴震認為地方志應該注重“沿革”，章學誠認為應該注重“文獻”。戴氏的《汾州志》寫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縣志》寫得更好。平心而論，戴氏是一位經學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學家。

章學誠的最大貢獻，是“六經皆史也”五個宇。章學誠不反對“義理”，也不反對“考據”，但是他反對離開六經而空談義理的“偽程朱”、“偽陸王”，與專究六經的字句而忘記了這些字句是記載“政典”的漢學“陋儒”。

在漢學家之中，惠派與戴派雖有“守漢”與“求真”的不同，然而兩派皆斤斤于訓詁，這是章學誠所不能滿意的。

在這一點上，他的確不愧為浙東學派的殿軍。他說：“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宗周)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

章學誠對六經均有簇新的見解。他以為《書經》不完全記言，《春秋》也不完全記事?！白笫酚浹裕沂酚浭隆钡膫髡f，并無根據。在《左氏春秋》(《左傳》)里面，有宰孔命齊侯(桓公)的一段話，王子虎命晉侯(文公)的一段話，均是“訓誥之文”，與《書經》中的若干訓誥體裁相同。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進去，不再單獨成書。孟子說過“王者之跡息而詩(經)亡，詩亡然后春秋作”。章學誠說，“樂亡而入于詩(經)禮(記)，書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進一步把“經”字的神秘意義加以擊破，先從《孝經》《忠經》下手。他說《孝經》是“傳”，而不是經?！吨医洝穫髡f為馬融所作，馬融不是孔子，沒有資格自題其書為經，而且這《忠經》也并非馬融所寫，是別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題其書為經，況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沒有動手寫過什么書(至多是刪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義》之中，章學誠盡量用“六藝”兩個字代替“六經”，為的是避免這個“經”字。

他最不贊成一般人把《禮記》《論語》《孟子》《爾雅》等，都稱為經，而包稱它們為《十三經》，道家把《老子》改稱為《道德真經》，中國的佛家把許多有關釋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學的書，也稱為“經”，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書尊稱為《墨經》，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飾之辭”。

總而言之，“六藝”也不過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

章學誠是一個肯用腦筋的人，因此頗欣賞鄭樵的《通志》，而不喜歡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他說，鄭樵能自出心裁，創造一種新的歷史寫法，而馬端臨只曉得抄書，缺乏“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