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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公共租界”，實際上是英、美兩個租界的合并。而英、美之各有一個租界，根本是于法無據。出面向蘇松太道取得洋徑浜與蘇州河之間的租地建屋之權的，誠然是英國一國的領事，但條文規定了受益者是所有的“外國人”，并非僅限于英國一國的人。倘若這一片地方，可以被稱為租界，那它根本就是所謂“公共租界”，而不是英國一國的租界。實際上，英國人以外的洋人，早就進了這“英國租界”來租地建屋了，英國領事未加拒絕。

問題發生在道光二十八年冬天。住在這“英國租界”內的署理美國領事格里斯沃爾德，在他的房子前面升起美國國旗。驕傲的英國領事竟向格里斯沃爾德抗議。糊涂的蘇松太道受了英國領事的慫恿，也向美國領事抗議。于是，美國領事就在“英國租界”以外，自行開辟“美國租界”于“英國租界”之東北的虹口。

蘇松太道并不對這個自行開辟的美國租界指定任何界線，卻也照樣準美國人租地建屋，慢慢自由發展。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這“美國租界”與“英國租界”合并而自稱為“公共租界”之時，蘇松太道才把“公共租界”在這一方面(東北)的界線加以確定。

公共租界成立之時，所謂“工部局”的董事已不是三人，而是九人了。選舉董事的是全體納稅洋人的大會。納稅的華人既不能出席大會，自無權選舉董事。

兩年以后(同治三年)，公共租界設立“會審公廨”，破壞中國的司法權的完整。當被告為洋人之時，洋人自可依照條約，由其本國領事依照其本國法律加以裁判。當被告為華人之時，理應由華官依華法加以裁判，原告如為洋人，這洋人所屬之國的領事只能列席。但是在會審公廨的制度中，不僅這列席的領事或其代表成了“會審”中國被告之官；而且遇有原、被告皆為華人之時，領事或其代表人也當了會審之宮，享有與中國法官同等的權力。“公共租界”在司法上儼然另成一個小共和國，不像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在公共租界里面，有工部局所辦的警察(巡捕)與義勇隊，使得這小小的僭立之國，有了自己小小的“國防軍”，并且一度把租界四周三十英里以內劃入它的“保護范圍”。

法國在上海的領事敏體尼，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與蘇松太道也立了約，劃出洋涇浜以南、縣城北門以北、黃浦江以東、關帝廟與周家橋以西，作為專供法國人租地建屋的地方。這就是最初的法租界。其后，由于小刀會起義，法租界在東南方逐漸擴充到小東門與黃浦江之間，在西邊擴充到靜安寺路之南，共有一千二百華畝(二百英畝左右)。

法國領事其后也在法租界成立類似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機構，而且企圖管制法國人以外的洋人，要這些洋人先向法國領事申請，才能在法租界租地建屋。英、美兩國的領事反對法國領事的做法；他們通知各該本國的在滬僑民，說凡是在任何一個租界(包括法租界)租地建屋，只須在本國領事之處注冊就可以了(不必理會法國領事)。

比起法租界來，公共租界的確更富有國際性。任何一國的洋人均可以進人公共租界，租地建屋、經商，參加“納稅洋人大會”，享受以往在廣州所從未享受的種種便利與特權。反之，法租界雖則沒有絕對不讓別國的洋人進去，事實上卻是法國人所視為禁臠的一片土地(在俄國革命以后，才有不少的白俄涌入)。

上海之正式成為商埠，可說是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國領事布特婁到任之時。一年以后，在上海城內居住的洋人共有二十三名(包括布特婁)，所開的店鋪共有十一家，傳教士有兩人。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城內與租界里的洋人有了八十七名。又過八年，咸豐五年，洋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三名，差不多全數居住在租界之中。

中國人為了便于從事國際貿易與供應洋商種種需要，并享受近代化的都市生活，搬進租界以內來居住的華人遠比洋人多，多過了一百倍。

在太平天國革命及連帶的小刀會起義期間，因逃難而擠進租界的又多得不可勝數，使得租界以內的中國人口，達到五十萬人以上。

太平天國被清朝鎮壓以后，雖則逃難的老百姓很多各回本鄉，然而上海租界的華人仍有二十幾萬。

在清朝結束、民國肇造之時，上海租界與華界的總人口便超過了一百萬。

到了抗戰勝利之時，這數字就變成了五百萬以上。

上海在元朝以前，不過是松江華亭縣的一個小鎮；到元朝才升為一個小縣。甚至在清朝，于五口通商以前，仍舊是一個小縣，其重要性遠不及鄰近的各縣，更說不上堪比于作為府治的吳縣、武進縣、丹徒縣，等等。

自從列為通商的五口，又糊里糊涂地劃出租界后，它就漸漸地變成全中國人口最多的都市、東半球最重要的港口、最大的商場。

《細說清朝》八○、粵人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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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