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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渭三口，是營口、天津、煙臺。

《細說清朝》一一二、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發生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地點是天津東門外、運河邊上的天主教孤兒院。

孤兒院的名字叫做“仁慈堂”(英譯為orphanageofsisterhoodofmercy法文原名不詳)。

仁慈堂的工作是收養孤兒與棄嬰。由于華人自動將孤兒或棄嬰送來的極少，堂中的主持人為了“鼓勵”起見，常常交給送來孤兒與棄嬰的人一些零錢。

因此之故，便有若干“非孤兒”與“非棄嬰”被拐子拐了送到仁慈堂領賞。兒童失蹤的事越來越多，當父母的人無不提心吊膽。

仁慈堂的修女，對于病得垂死的孤兒或棄嬰也肯收留，以便在他們氣絕之前由神父施以洗禮，讓他們的靈魂獲得升天的資格。為了進一步幫助這些可憐的小靈魂升天，神父在夜間用天主教的葬禮把他們埋葬在天主堂的墳地。棺材不敷之時，就把兩三具尸骸合并裝在一個棺材之內。

老百姓不了解這一切都是為了“救”他們的兒女，只曉得：第一，他們的兒女失蹤；第二，天主堂墳地埋了日益增多的小孩子。老百姓因此就相信當時流行著的一種謠言，說天主堂的神父與修父經常派人用迷藥拐孩子去挖眼剖心。

曾國藩的奏疏中記載著：天津縣知縣劉杰捉拿到拐子，一個叫張拴，另一個叫郭拐。天津縣的民團也捉到一個拐子，叫武蘭珍。武蘭珍供出；從天主堂的華人司事王三處領到迷魂藥，還有一個拐子叫做安三，卻是“教民”。于是，當安三在“迷拐”孩子的時候，當場被捕。

在天津管海關的英國人韓仞寫信給住在上海的總稅務司赫德，說被捉的拐子共有四個，一齊被天津縣知事殺了。(安三并未被殺。那末，加上安三，被捉的拐于總數共有五個了。)

韓仞又說，其中的一個供出與天主堂的華人司事有來往，常把拐到的孩子“賣”給這華人司事。韓仞不曾說出這華人司事的姓名，很可能是指的王三。

不幸這時候仁慈堂的孤兒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繼而死，被草草掩埋，并被野狗掏出吃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老百姓見了，以為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證據。

老百姓的憤怒到了難以控制的程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領事豐大業交涉，要求調查仁慈堂的內部實況，提訊王三。豐大業答應了他的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三日(出事的一天)上午率道員、知府、知縣到了建筑在黃海樓故址的天主堂，提訊王三，與武蘭珍對質。結果，證明仁慈堂并無挖眼、剖心之事。

但是，到了下午，崇厚聽說天主堂附近發生斗毆，正在派軍官去彈壓，豐大業卻已怒氣沖沖地來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門。豐大業身上掛了兩把銃子(長手槍)，一進門就對祟厚破口大罵。撥出銃子放了一響，卻不曾命中。

祟厚躲進房間，豐大業在客廳里摔茶碗、拍桌子罵個不休。崇厚只得出來，勸他有話好講。

衙門外邊，這時候已經聚集了很多老百姓。豐大業不該帶來了“法租界”的所謂“救火隊”(firebrigade)。這救火隊實際上是一種“保衛團”，由租界上有體面或房產的法國人所組成。老百姓見了這“救火隊”，以為豐大業圖謀占領通商大臣的衙門，很為憤慨；其后聽到槍聲，越發是怒不可遏。

天津縣的知事劉杰，趕忙來維持秩序。豐大業從衙門走出，碰到劉杰又放一槍，沒打中劉杰，打傷了劉杰的一名隨從。

老百姓立刻行動，圍住豐大業，將他亂拳打死。他的秘書西蒙，雖則身上掛了長刀，也敵不過成千的者百姓，與豐大業同時喪命。

救火隊的隊員四散奔逃。

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轉到天主堂(在通商衙門東邊不遠)，把天主堂燒了，殺死兩個神父。再到天主堂東邊的領事館，殺死另一個秘書多瑪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殺死十個修女，放出一百五十名左右孤兒，然后將仁慈堂付之一炬。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國商人夏勒邁松夫婦與俄國人三名。這三名俄國人，是被認錯了的。老百姓以為他們是法國人。被殺的教民(信教的中國人)在三十名與四十名之間。

英國人的教堂四座與美國人的教堂兩座，同日被毀。老百姓以為這六座教堂也是法國人的。

在天津的全體洋人都緊張起來。他們于英國領事李蔚海的領導之下，成立了一個“自衛隊”，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對他們進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隸總督曾國藩離開他所駐的保定，去天津查辦這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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