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晚上，譚嗣同到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問袁世凱：“天津閱兵的陰謀，你聽到沒有?”袁說：“聽到。”

所謂天津閱兵的陰謀，在最初本是一種謠言，到了這時候已經愈傳愈甚，竟然連袁世凱也承認聽到了。

于是，譚嗣同拿出光緒在七月二十八日寫給康有為與四位章京的一封親筆密詔：“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光緒為什么突然感覺“位幾不保”呢?

我個人的看法是，光緒在七月二十六日召袁世凱晉京之時，只是為了想成立參謀本部，既沒有免掉榮祿總督之意，更不曾料到他本人會因此而大遭慈禧之忌。慈禧決不能容許他成立參謀本部，“自統六軍”。

他把召袁的事，去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被慈禧痛罵了一頓。慈禧在罵他之時，可能說出“你如此胡鬧，以為我不能換掉你么?”

他回宮以后，便在二十八日寫了這么一張密詔，給康有為與四位章京，于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

康與四位章京捧詔大哭，想來想去，想出了這個請袁世凱保駕的下策。

他們五人這時候只以為閱兵陰謀將成事實，似乎還不知道被革的禮部尚書懷塔布，已經伙同禮部左侍郎立山等六人到了天津一趟，拜訪榮祿；不知道李鴻章的親信、御史楊崇伊也到過天津，拜訪榮祿；而且，更不知道榮祿已經開始行動，把聶士成的五千人調到天津集中，把董福祥的甘軍調到距離北京彰儀門僅有四十里的長辛店。

然而，他們應該知道，榮祿已經打了三次電報給總理衙門，說有許多外國兵船開向塘沽一帶沿海，又在八月初三這一天打了電報來，說英、俄兩國已經在海參崴開戰，請光緒叫袁世凱趕快回天津準備應付。

書生作風的譚嗣同，卻依然只就天津閱兵陰謀的老謠言，請袁世凱到時保駕。譚說：“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聶士成與董福祥)二軍，保護圣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說：“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后，竭力以補救。”

初四，袁世凱覲見光緒辭行。光緒叫他當天不必回津，明天再陛見一次方走。于是，初五這一天黎明，袁世凱又陛見了一次。光緒在臨別的時候，笑著向他說：“以后你專管練兵，與榮祿各干各事。”

過了十三年，在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后，11月間，袁世凱告訴倫敦《泰晤士報》的訪員：他和譚嗣同談話之時，曾經表示對“密詔”的懷疑，說密詔倘若是皇帝的親筆，應該用硃而不該用墨。譚說：“等你請訓出京之時，皇上自然要另頒一道硃諭，當面交給你。”其后，在初四、初五兩日，光緒并不曾有什么硃諭交給他。而且光緒也只是叫他襄贊維新，并未談到所謂“妥速密籌”之事。袁世凱又向《泰晤士報》的訪員說：并不是他一到天津便向榮祿“告密”，而是榮祿先向他說：“你是來取我的頭了!你最好老實說罷，已經有人把一切都告訴我了。”袁當時回答榮說：“你所聽到的只是少數政客的陰謀而已，皇上并不知情。”

他和榮祿究竟談了些什么，是否他先向榮祿“告密”、出賣譚嗣同與光緒，或榮祿先向他開口，叫他“實說”?由于榮祿本人不曾留下記載，我們僅有倫敦《泰晤士報》訪員所寫下的袁世凱的談話，所謂片面之辭。

此外，有《申報》所刊載的，得自蘇州張仲仁處的所謂《袁世凱戊戌日記》。這《戊戌日記》是否真是袁世凱寫的頗成問題，但是它的內容倒頗與戊戌年(10月10日，在政變之后的第二十天)上海英文《字林西報》所登的“消息”大體符合。《字林西報》說：譚嗣同明明白白告訴袁世凱，光緒將要面交他一封硃諭，要他：(一)回到天津，立刻殺掉榮祿；(二)擔任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于殺掉榮祿以后就職；(三)帶兵到北京，以一半包圍頤和園捕捉慈禧，以一半守住皇宮保護光緒；(四)逮捕守舊份子．尤其是剛毅、裕祿、懷塔布、許應骙。

這第四項，在《戊戌日記》之中沒有。

《字林西報》又說，袁世凱果然在9月20日(八月初五)從光緒手中接到這么一封硃諭。

《戊戌日記》卻說：硃諭始終不曾接到，僅僅從譚嗣同的口中聽到，譚嗣同拿了一張墨筆的諭文給他看，說是“原旨”存在林旭那里，這是楊銳用墨筆所抄。就這墨筆的抄文而論，上面并沒有殺榮祿與包圍頤和園的字眼。然而譚嗣同說，抄本中的“設法相救”四字正是指的殺榮祿與圍頤和園。

可疑的是，慈禧在八月十四日用光緒的名義宣布康有為等人的罪狀，只說他們“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對“殺榮祿”的事一字不提。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一再強調：康等絕無包圍頤和園的企圖。所謂“包圍頤和園”，正如“張蔭桓進紅丸”，或“康有為進紅丸”，完全是守舊分子所放的含血噴人的謠言。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對于“殺榮祿”的謠言，也正如慈禧用光緒名義所下的詔書一樣，只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