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兒，后來我試圖厘清我們的這通電話，還有莉拉的啜泣帶給我的影響，我覺得很難分析清楚。假如往深了想，她好像要對我表達一種有些矛盾的贊賞，好像她的哭泣，肯定了她對我的情感，還有對我的能力的信任，最后抹去了她對我的那兩本書的負面評價。只有在過了幾天之后，我才意識到，她的啜泣使她能在不明說的情況下摧毀我的作品，并躲過了我的怨恨。而且，她給我定了一個非常高的目標——不要讓她失望，讓我沒法嘗試寫其他東西。但我要重申一遍，無論我怎么反復琢磨我們的那次通話，我都沒辦法說，這通電話是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開始，也是我們之間友誼最密切的，或者說是最猥瑣的交流。當然，莉拉的鏡子效應得到了加強，她更彰顯了我的無能。當然，這樣一來，我感覺我更容易接受我的失敗，就好像莉拉的觀點，要比我婆婆的觀點更權威，更充滿感情，也更具有說服力。

實際上，過了幾天之后，我給阿黛爾打了電話。我對她說：“謝謝你對我這么開誠布公，我意識到你說得對，現在我也感覺到了，其實我的第一本小說也有很多缺點，也許我需要反思，也許我在寫作上沒有天分，或者，我只是需要時間。”我婆婆馬上就對我說了很多好話，她贊揚了我的自我批評的能力，她提醒我，我有自己的讀者群，那些讀者還在等著我。我嘟囔著說：“是的，當然了。”之后，我馬上把剩下的一份手稿塞到抽屜里，把那些寫滿筆記的本子也放起來了，我投身于日常的瑣事。第二本書讓我白白浪費了精力，這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煩惱，最后這種厭煩也延伸到了我的第一本書上，也許還包括文學創作本身。有時候，我腦子里掠過一個影像、一個迷人的句子，我就會覺得一陣痛苦，我會盡量轉去思考其他事情。

我的精力都投向了家庭、兩個女兒，還有彼得羅。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讓克萊利亞回來，一次也沒有，我也從沒想過另找一個人幫我。我開始什么活兒都干，我這么做，就是為了讓自己感到麻木，我這么做并不是很吃力，也沒有懊悔，就好像我忽然間發現了使用生命的正確方法。好像有另一個我，在對我耳語：不要胡思亂想了。我非常投入地做家務，照顧艾爾莎和黛黛，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就好像除了肚子里的孩子，除了稿子的壓力，我還擺脫了一個更為隱秘的包袱，我自己也無法說清的一種東西。艾爾莎表現出她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小寶貝：她洗澡時間很長，也很愉快，她吃飯睡覺都很乖，在睡覺時也會笑。但我要非常小心黛黛，她非常恨這個小妹妹，她早上醒來時，總是一臉惶恐，說她夢見把妹妹從火中、從水里或者從餓狼的嘴里救下來。有時候，她會假裝自己是個小嬰兒，也想吃奶，并模仿嬰兒的啼哭，實際上她不滿足于自己的處境，她已經差不多四歲了，語言能力很發達，已經可以生活自理了。我一直對她充滿感情，表揚她的聰明，還有她的靈敏。我讓她相信，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她的幫助：買東西，做飯，還要留神小妹妹不要摔了。

同時，我非常擔心自己又一次懷孕，我開始吃避孕藥，我發胖了。我覺得自己渾身是腫的，但我還是不敢停藥。那時候，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再次懷孕。另外，我已經不像之前那么關注自己的身體了。我覺得，有了兩個孩子之后，我不再年輕，而且要承擔各種辛勞：給她們洗澡，穿衣服，脫衣服，推著小車出去，買東西，做飯，抱一個，拉一個，或者同時抱著兩個，給其中一個擦鼻涕，給另一個擦嘴，承擔每天的工作。我作為女人已經成熟，會像城區的那些母親一樣，并沒什么好惋惜的。這沒什么不好，我對自己說。

在抵抗了很長時間之后，彼得羅終于接受了避孕藥，他很擔憂地看著我。他說，你越來越圓了，你身上長的這些斑是怎么回事兒？他擔心我和兩個孩子或者他自己會生病，但他很痛恨醫生。我盡量讓他放心，那段時間他瘦了很多：他的眼圈越來越黑了，頭上已經開始出現了一縷縷白頭發。他一會兒說膝蓋疼，一會兒說右腰或者肩膀疼，但他不愿意去看醫生。我逼他去，我自己帶著孩子陪他去，最后的結果是，除了需要服用一些鎮靜劑，他的身體很健康。這讓他欣喜若狂了好一陣子，所有癥狀都消失了。但沒過多久，盡管他在服用鎮靜劑，他又開始出狀況了。有一次，黛黛不讓他看電視新聞——那是在智利的軍政府剛上臺之后——他非常粗暴地打了孩子的屁股。我剛開始吃避孕藥時，他比之前更加頻繁地想做愛，但只是在早上或者下午，他說，晚上做愛的話，那會讓他一點兒也不困，讓他不得不學習大半個晚上，會讓他積勞成疾。

這都是胡說，因為對他來說，晚上學習一直都是一種習慣，而不是一種必須。但是，我還是說：“那我們就別晚上做了，怎么都行。”當然了，他有時候讓我很抓狂，很難讓他做一些對家里有用的事兒，比如說，讓他有空兒的時候去買東西，吃完晚飯后洗碗。有一天晚上，我失去了耐心，我沒跟他說什么難聽話，我只是提高了嗓門。我發現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只要叫喊一下，他的固執馬上就會消失，他就會聽我的。有時候，我對他很強硬，這也能讓他那些臆想的疼痛消失，甚至讓那種不斷想要我的過剩欲望也會消失，但我不喜歡那么做。一旦那么做的時候，我自己也很受罪，我覺得，這會激起他一陣痛苦的痙攣。無論如何，效果持續的時間也不長。他會讓步，調整自己，很嚴肅地做一些自己該做的事情，但當他真的很疲憊時，他會忘記我們說好的事，只想著自己，又會恢復到之前的樣子。最后，我不管他了，我想逗他笑，吻他，讓他洗幾個盤子，而且他又洗得不干凈，對我能有什么好處呢？只能看到他拉長的臉，還有嘟囔，他的意思是：我有工作要做，但我卻在這里浪費時間。最好讓他輕松一點，我很高興能避免一種緊張的關系。

為了不讓他焦慮，我學會了不跟他說我自己的事，他好像也不是很關注我的看法。假如我們交談，比如說，關于政府對于石油危機采取的措施，假如他贊美意共靠近天主教民主黨的做法，他只希望我默默聽著，并對他表示贊同。有幾次，我對他說的觀點表示不贊同，他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要么用一種老師對學生說話的語氣說：“你沒有受到好的教育，你不知道民主、國家、法律還有協調不同國家、不同利益，實現平衡的價值。”要么他就會說：“你喜歡世界末日。”我是他的妻子，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妻子，他期望在他談論政治、他的研究，以及他正焚膏繼晷、躊躇滿懷寫的新書時，我能仔細聽他的話，但這種關注只是情感方面的，他不想聽到我的看法，尤其是當我對他表示懷疑時。他對我說話，那就像他在大聲思考，只是想讓自己思路清晰。他母親，還有他姐姐都是另一個類型的女人，很明顯，他不希望我成為她們那樣。在他比較脆弱的階段，我從他的有些話中能聽出來，他不僅僅不贊同我出版我的第一本書，那本書的成功也讓他很不悅，至于我寫的第二本書、我的稿子去了哪里，他從來都沒有過問，也沒有問我未來有什么打算。我再也沒有提過寫作的事兒，這似乎讓他松了一口氣。

彼得羅越來越表現出很糟糕的、出乎我預料的一面，但這并沒有促使我去找別人。有時候我會遇到馬里奧，就是那個工程師，但我很快發現，勾引別人和被別人勾引的欲望已經消失了，而且我覺得，曾經那個不安分的階段，讓我覺得自己很好笑，還好那個階段過去了。那種想從家里出去，參加這個城市公眾生活的渴望，也慢慢消退了。假如我決定參加一場辯論會，或者一次游行，我總是會帶著兩個孩子，我覺得很自豪，我的包里鼓鼓囊囊，塞著她們需要的東西。那些不贊同我這么做的人會說：“她們這么小，可能會很危險。”盡管如此，但我還是每天都出門去，無論天氣怎么樣，只是為了讓兩個女兒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出去的時候，我總是會帶上一本書，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習慣，盡管想營造一個自己的文學世界的野心已經消失了，但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會讀書。通常我會先走一走，找一個離家不遠的長椅坐下來，翻閱一些復雜的評論，閱讀報紙，有時候嘴里會喊：“黛黛，不要跑太遠了，到媽媽這里來。”我就是這樣，我要接受現實。無論莉拉的生活發生了什么，那都是她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