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張斐的判決，對于百姓而言，就如同久旱逢甘霖，總是能夠得到掌聲與鮮花，但是這一次判決，院內(nèi)院外相對比較安靜，這似乎也出乎許芷倩的意料，她不禁抬頭看去，但見院外的百姓，都略顯失望。

原因很簡單，逃稅不是地主的專利，百姓也逃稅，尤其是這契稅，因為對于百姓而言，這是比較好規(guī)避的稅，而不像兩稅，只要你有戶籍，基本上是逃不掉的。

要知道北宋土地交易是非常頻繁的，如果僅限于地主之間的交易，也不可能這么頻繁，也是有很多普通百姓，通過在工農(nóng)商業(yè)方面的努力，賺得一點錢，然后去購買田地，契稅也會加大百姓致富的難度。

他們的期待是，白契具有法律效力，但同時免除契稅，再不濟，就免除之前白契的契稅，之后大家再繳契稅。

可沒有想到，就只是免除一半的契稅，而代價就是必須補交契稅，無論如何，這都是要出一筆錢啊！

這與他們的期望，相差不小。

不過張斐并未等著掌聲與鮮花，他還是照例向檢察院問道：“檢察院可有什么異議？”

蘇轍似乎在思考什么，微微一怔，瞧了眼張斐，糾結(jié)片刻，旋即起身道：“假設一個謀反之徒，向民間購買兵甲，且符合張庭長說得兩大原則，那么這份契約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張斐稍加思索后，便道：“只要符合這兩大原則，都具有法律效力。”

此話一出，大家猛地一怔，皆是驚訝地看著張斐，你是瘋了吧？

四小金剛、許芷倩也都驚詫地看著張斐。

造反還具有法律效力？

蘇轍也是一臉懵逼。

隨后張斐又道：“正是因為雙方契約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提供兵甲的商人，亦是從犯。但如果說，商人是被脅迫向謀反之人，提供兵甲得，只要他能夠拿出足夠的證據(jù)，證明這一點，那么這份契約就不具備法律效力，從司法來看，二者可能就不屬于合作關(guān)系，皇庭是可以判商人無罪的。

就這個問題，本庭長可以再多說一句，刑事訴訟是要高于民事訴訟的，因為國家和君主的利益是高于個人利益的，而謀逆是十惡之罪，更是最高等級罪名，商人在這個官司中，可能是無罪的，但是可能也會面臨巨大的損失，因為朝廷是肯定要將所有的贓物沒收，當然，這只是有可能，如果真的發(fā)生了，還得具體分析，但原則是不變的。”

蘇轍聽罷，道：“多謝張庭長的回答。”

說罷，他便坐了回去。

而那邊范鎮(zhèn)也是在低眉沉思著。

雖然這個結(jié)果，他們是早就知道，但是張斐的這個判決，還是令他們既有眼前一亮的感覺，又心有困惑。

因為在這個判決里面，涉及到一個契約原則問題。

張斐雖然是依律判決，但其實他對于契約原則的解釋，是以前沒有的，也是《宋刑統(tǒng)》從未有過的內(nèi)容。

比如說“官有政法，民從私契”，這句話的意思與張斐解釋的差不多，《宋刑統(tǒng)》也是要表達這個意思。

但是張斐卻將這兩個原則，作為契約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據(jù)，甚至是唯一，這個就是《宋刑統(tǒng)》沒有的東西。

雖說政法與私契是兩條平行線，但是，當下是一個官本位制度，最終還是官員說了算，如果皇庭判定白契由于逃稅，不具備法律效力，大家其實也沒話說。

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決，到底政法還是要高于民間私契，官就是比民大。

但是，經(jīng)過張斐的解釋，就真成兩條平行線。

這可是非常關(guān)鍵。

根據(jù)張斐的判決，一份契約是否具有法律效應，只是在于自由性，公平性，平等性，只要符合這幾點，這份契約就具有法律效力，與它是否違反政法，并無太多關(guān)系。

雖然范鎮(zhèn)也就是利用官有政法，民從私契來解釋白契的法律效應，但是對于他而言，這只是一個理由，而不是一個原則。

這其實也是張斐與當下官員不同的一個點。

其實宋朝司法制度，是比較完善的，要定罪，就必須要索引律例的，也就是鞠讞分司制。

但是關(guān)于律例的索引，多半僅限于官府內(nèi)部的討論，對外的判決，一般基于儒家道德，得判出有名，講道理，占領(lǐng)道德制高點。

而張斐則是更偏向于，律例的引用和解釋，道德只是在量刑的時候，提那么一句嘴。

然而，他們并不知道的是，其實張斐促使這場官司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那一點點契稅，而是給出這個契約原則。

因為張斐是要讓經(jīng)濟中心，從農(nóng)業(yè)轉(zhuǎn)向商業(yè)，亦可以說，將農(nóng)業(yè)商業(yè)化，從商業(yè)中將稅收上來，避免與鄉(xiāng)紳、大地主發(fā)生直接矛盾。

既然是要追求商業(yè)，那么契約法就是重中之重，只有完善的契約法，才能夠促使商業(yè)發(fā)展，也便與稅務司調(diào)查取證。

在宣判后的第三日，皇庭就發(fā)表一期法報，公布詳細的契約原則。

合同自由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