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稍稍一愣，又問道：“先生此話從何說起？”

王安石道：“不管是在河中府，還是京東東路，制置二府條例司的命令就只能到轉運司，若還繼續往下執行，轉運司必然就要面臨我朝龐雜的官員體系和官署制度。從京東東路就不難看出，有些州縣執行的非常好，沒有出什么問題，但也有些州縣是問題百出。我朝制度的弊病，時時刻刻在影響到新政的執行。”

趙頊點點頭，覺得王安石說得也有道理，制置二府條例司只能避開中央冗雜的制度，可以直接下達轉運司，但轉運司下面呢？

“不知先生打算如何革除這弊病？”趙頊又問道。

王安石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番弊政暫時還不好解決，故此臣在河中府，嘗試與商人合作，并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說到這里，他稍稍一頓，“對了，官家可知那慈善基金會？”

趙頊一愣，“當然知道。”

王安石道：“這慈善基金會并非是個人買賣，而是很多商人共同的買賣，這慈善基金會就是憑借著借貸，甚至直接投錢于商人，來獲取盈利，并且獲得巨大得成功。

而河中府的提舉常平司，其實也有效仿慈善基金會，并且也取得不錯的成果。臣的新法主要是針對財政，與做買賣的道理也是一樣的。

故此臣建議，利用提舉常平司繞開龐雜的地方官署，直接與商人合作，來執行新法。

朝廷的指令還是下達到轉運司，轉運司再通過提舉常平司直接執行。而提舉常平司則效仿慈善基金會，只負責統籌、借貸、撥錢。

如免役法和運輸，均輸法的買賣，青苗法的借貸，以及臣在明年將要頒布的市易法，全部都集中在提舉常平司，而提舉常平司再通過與各個行業的商人合作，來獲取盈利。

如此一來，便可繞開地方官府，也順便可以避開地方上的阻力。”

趙頊不禁眼中一亮，點頭道：“此策甚妙。”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玩這個招數，就是另起爐灶，遇到阻力，咱就直接繞開，不跟他們玩。

冰凍三尺，你去鑿冰，哪有這么多時間。

而此番教訓也令王安石意識到，其實許多官員根本不關心新政死活，而張斐當初建議成立超級財政機構，將財政全部集中在提舉常平司，不但政令可以通達，而且還可以利用這一點繞開地方官府。

王安石又道：“此外，臣還仔細研究過河中府的成功，其關鍵原因就是在于鹽鈔，而鹽鈔之所以能夠在河中府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當地缺乏錢幣，朝廷只需要發適量的鹽鈔出去，就會留有一部分鹽鈔在民間，這部分收入也算是財政所得。

而我朝幾乎各地都在面臨錢幣匱乏，臣以為朝廷應該認真對待這鹽鈔，因為這能夠在短時日，彌補財政的不足。”

趙頊忙問道：“先生對此有何建議？”

他對這玩意也非常感興趣，但張斐并沒有跟他深刻討論過這些。

王安石道：“制定非常詳細的制作和監督流程。河中府的鹽鈔，臣特地托人帶了一些回來，其制作粗糙，毫無美感，拿在手里，也不像似貴重的物品，這代表著朝廷并不重視，而一張精美的鹽鈔，能讓百姓更有信心。

故此臣以為朝廷可先征集這方面的人才，設計出復雜、精美的鹽鈔，讓人難以仿制。

更為主要的是，鹽鈔的發行和監督，還是基于籌集邊州軍餉，而并非是視作獨立的錢幣，臣以為應該對此進行調整，不應完全為了籌集邊州軍餉，還應該考量財政，亦可直接交由提舉常平司，根據各地的財政情況，去適量發行。”

張斐在河中府，并沒有鹽鈔的屬性，主要發行還是根據范祥、薛向他們制定的通商法，鹽鈔的主要作用，還是為邊州籌集糧食，不是根據貨幣情況來發的。

趙頊問道：“不通過三司嗎？”

王安石道：“三司豈知各地的錢幣情況，提舉常平司常年與商人打交道，是清楚的知道，各地的具體情況。”

趙頊猶豫片刻，便點點頭道：“就依先生之言。”

繞開三司，他也喜歡。但隨后，他又笑道：“看來先生在此次試行中，吸取了不少教訓啊！”

王安石立刻道：“其實臣的新法，都是吸取先人的經驗，然后根據我朝情況，進行調整和完善，而非是臣首創，若無成功經驗，臣又豈敢建議官家。”

有人說王安石是拗相公，孤傲、剛愎自用，這個說法沒錯，但這都在于他的主張和理念，他相信通過財政政策，是可以扭轉財政赤字的。而不是在于具體手段，他的新法全都不是他想出來的，就沒有一項是首創，全都是總結前人或者今人的經驗，且都有成功的案例，他才拿來用。

只要這個辦法是符合他的主張和理念，他就能拿來用。

張斐的超級財政機構思想和鹽鈔、鹽債，都非常符合他的主張，當時他得知這個計劃，是欣喜若狂，也是他親自批準的，元絳才隨著張斐的計劃去做，沒有他的批準，元絳真不敢那么干。

如這些辦法，他馬上就能夠吸收，為我所用。

此外，他這么急著跟趙頊建議，也是受局勢所迫。

他心里也清楚，皇帝可能對新法已經有所動搖，所以他必須做出調整，來堅定皇帝支持新政的決心。

另外，公檢法的成功，以及皇帝對公檢法的親睞，注定他的法家思想是難以有所作為，新政將會受到公檢法的監督，他也無法獲得如商鞅的權力，做到一言九鼎。

這其實是很麻煩的事。

他必須要做出改變。

這里他借用了慈善基金會的方式，通過給商人的投資和借貸去直接獲取盈利。

而且，這能夠幫助他，避開冗雜的官僚體系，去操控全局。

這就是王安石和司馬光最大的區別，司馬光壓根不認同這些理財思想，他的政策只有一點，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即便這個政策能夠賺到錢，司馬光也會認為這是歪門邪道，只可贏得一時，而不可長久，長久必傷民。

王安石對于理財的手段，是推崇備至，他很快就能吸收這方面的知識，然后用于自己的政策。

見過王安石后，趙頊又親自召見司馬光，如今可是兩翼齊飛，不能顧此失彼。

司馬光跟趙頊談得事就非常簡單，就是公檢法聘請寄祿官的事。

我們公檢法的責任就是執行，是要求最高得部門，如果什么臭魚爛蝦就往我公檢法扔，那如何能行，而且，公檢法能夠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公檢法是能夠直接裁掉不合適的人。

那些寄祿官可全都是大爺，都已經懶散慣了，來到公檢法，他們要是出工不出力，那怎么辦，當大爺養著？

這會帶壞我們公檢法的風氣。

而這些寄祿官員，要裁得話，是非常難的，手續之多，真是瞠目結舌，基本上就是鐵飯碗。

司馬光堅持要求，讓他們應聘上崗，從最低坐起，憑能力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