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仁慶

最近，我閑來無事，又認認真真地讀了一遍王蒙先生的短篇小說《春之聲》。

王蒙是我較崇拜的老作家，他的坎坷經歷決定了他的作品厚度和創作的傳奇。他先后著有《青春萬歲》《這邊風景》等長中短篇小說100多部（篇），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多國發行。

《春之聲》是一篇短篇小說，發表在1980年《人民文學》雜志第5期上，獲1980年全國短篇小說獎。在當時那個全民崇拜文學的時代，全國不少人都知道《春之聲》這篇小說。《春之聲》之所以轟動全國，特別在文壇形成“爆炸”效應，是因為這篇小說拉開了后來風靡全中國文壇十幾年的“意識流”文學創作形態的序幕。從王蒙先生的《春之聲》之后，中國文學的“意識流”作品一發不可收拾，不少作家都開始嘗試創作“意識流”作品。我當時作為部隊一個小小業余文學愛好者，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寫起了“意識流”小說。后來王蒙先生又發表了《蝴蝶》《布禮》《海的夢》《夜的眼睛》《哦，穆罕默德·阿麥德》等“意識流”作品。還有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莫言的《紅高粱》和《紅蝗》、周克芹的《勿忘草》、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鐵凝的《哦，香雪》、呂雷的《火紅的云霞》和顧笑言的《你在想什么》等等。當時，我們年輕文學愛好者對文學“意識流”的崇拜，是無法用語言和文字形容的。可以這樣說，當時是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但“意識流”文學作品不可不讀。我讀了多少部“意識流”作品，我也記不清楚了，但我現在還記得當時閱讀的感受，越讀越想讀，越想讀越讀。讀“意識流”作品，就像吃剛出鍋的油條，香酥可口，上癮。《春之聲》就是我讀無數“意識流”作品的其中之一。

當時全國的文學雜志很跟風，自從《人民文學》首發了王蒙先生的《春之聲》之后，全國所有雜志社都開始刊登“意識流”作品，每期雜志最少得刊登一篇，如果哪一期沒有“意識流”作品，似乎雜志社沒法向讀者交代似的。因此各地文學雜志社都需要大量的“意識流”稿子。我當時也比葫蘆畫瓢地寫了兩篇“意識流”作品，一篇題目叫《海的情》，一篇叫《友誼是純潔的》，盲目地投給《東京文學》和《前衛文藝》。很快《海的情》就發表在《東京文學》的月刊上，而《友誼是純潔的》發表在部隊刊物《前衛文藝》上。如果這兩篇不是“意識流”作品，當時應該是發表不了的。由此可見，當時“意識流”稿子是多么地受雜志社的歡迎。

那個時候，我在野戰部隊一個步兵團通信連當兵，因為那一年我們團的主力部隊大都到幾百公里之外的軍部搞基礎設施建設去了，我作為留守人員在營房執行守護任務。所謂的“守護任務”，也就是除執勤值班外，大部分時間是幫助炊事班做飯和種菜。這樣的留守工作，使我有了大量的閱讀時間。小說《春之聲》，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反復閱讀的。

記得當時，這期《人民文學》雜志發到連隊時，我正在幫助炊事班燒火做飯。因為通信連隊業務特殊，留守人員比其他連隊較多。我們連的總機班、外線班、電臺、兩瓦無線班、徒步通信班和司令部值班室都得留守值班人員和技術人員，所以我們連隊大部分官兵不能去軍部搞建設。由于炊事班的留守人員少，這樣的話，炊事班的任務就很重了，于是我們就輪流幫助炊事班做飯。當時，我向炊事班長察永清提出一個小小要求，就是在我幫廚的時候，盡量讓我燒火，這樣我就能利用燒火的機會閱讀雜志。察永清戰友與我是同年兵，山東臨朐人，人品很好，樂于助人，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在幫廚的時候，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當時我自費訂閱有《人民文學》《大眾文藝》《奔流》和《萌芽》等雜志。加上連隊訂閱有《解放軍文藝》《前衛文藝》等，我每月都能讀到很多文學作品。那個時候我渴望讀書，1980年夏季和秋季，在我留守期間，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當時我最喜歡閱讀的就是“意識流”作品。《春之聲》是我閱讀的第一篇“意識流”作品。因此，至今難忘。

“意識流”小說是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文學形態。“意識流”本來是心靈學術語，最早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來的。后來由英國小說家梅·辛克萊把這個名詞引進文學。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以作家王蒙為代表興起的“意識流”文學形態，其實叫“東方意識流”。“東方意識流”和“西方意識流”的區別在于，“東方意識流”作品還有一些可記憶的故事和人物，“東方意識流”作品多采用蒙太奇手法，慢鏡頭描寫，多視角敘事和意象比喻，把時空順序打亂，讓人在文字迷宮內體驗人物思維意識的流動，從而達到閱讀的神秘感和快樂感。而“西方意識流”作品是純三無作品：無故事、無情節、無人物，打破時空界限，敘述人跳躍式的思想意識和意識飛向遠方的軌跡，是有較大的濃縮性和凝聚力。唯主觀，反理性是它的總特點。如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墻上的斑點》等。由于中國的文化背景限制，純“西方意識流”的作品，中國閱讀者難以接受，于是就形成了“東方意識流”的形態。王蒙先生的《春之聲》就是繼承“東方意識流”的代表作。

《春之聲》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主人公岳之峰是個北京科研專家，出國考察三個月之后，從德國北部城市漢堡回國。春節前夕，因為父親有病，他坐悶罐子火車回黃土高原的家鄉。因為是春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沒有“春運”一詞），人多車次少，他只能沒有選擇地擠上了悶罐子火車回家。岳之峰來到火車站的時候，嚇了一跳，黑壓壓的人頭，壓得白雪不白，冬青也不綠了。男女廁所門前排著等待小便的人的長隊。身背大包袱小包袱，手提大籃筐小籃筐或是提著大提兜小提兜的人們在火車站各個角落游蕩著。岳之峰已經有二十幾年沒有回家了。1956年他回過一次家，在家呆了4天，卻檢討了二十二年。誰讓他出身不好呢？岳之峰上車后發現這是個很陳舊很破爛的悶罐子車，平時應該是拉牲畜的車皮。在人擠人的空間里，岳之峰聞到了旱煙味和肉汗味，但更多的是聞到了牛和豬糞的味道。人挨人的空間里沒有電而是點的蠟燭，車廂里黑暗而渾濁。就是在這樣一個“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囂”空間內，竟然有人在學習德語，是一位女同志跟隨“三洋牌”錄音機學德語和聽德語歌曲《小鳥，你回來了》《五月的輪轉舞》等。車廂內，旅客們的話題很廣泛：有香港電子石英表、豫劇片《卷席筒》、羊肉泡饃、醪糟蛋花、三接頭皮鞋、收購大蔥、三片瓦帽子、包產到組、中醫治癌、差額選舉、結婚筵席等等。同時有大骨架的女列車員給大伙講解著車次信息。列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的時候，有民警上來講治安情況，上來這位民警告訴大家，剛才前一節車廂里上來了兩個小偷，盜竊旅客財物，已被我們抓到，希望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東西被盜……

總之，車廂內是個大雜燴，什么樣的人都有，什么事情都能發生，什么言論都在散布。這是一個封閉的自由市場……

關于“春天”，王蒙先生寫到：“二月的風帶來了暖的希望，帶來了早春的消息。……他摘下帽子，解開上衣領下的第一個扣子，還是冬天嗎？當然，還是冬天。然而是已經聯結著春天的冬天，是冬與春的橋。有風為證，風已經不冷！風會愈來愈和煦，如醉、如酥……”

列車到岳之峰家鄉的小站了。他跳下車來，吸取一口新鮮的空氣，憋屈一路的心胸寬松了許多。想著一會兒就能見到“正在走向墳墓的父親”，他心里產生一陣小小的激動。他抬頭一看：悶罐子車的外觀竟然也是那么的陳舊破爛，像家鄉黃土高坡上殘垣斷壁的土城墻。但火車頭竟然是嶄新的、清潔的、輕便的內燃機車！看見這種動力車頭，岳之峰眼睛一亮，心里萬分暢亮起來。列車停了5分鐘，旅客下來一大群。一會兒，內燃機車頭拖著這列悶罐子車皮繼續向前奔駛，內燃機車頭顯然很吃力，但看得出來內燃機車頭很高興、也很幸福。前面有春天的旋律，有生活的密碼，有中國強大的希望……

《春之聲》的寓意，也就在這里……

王蒙先生的短篇小說《春之聲》，內涵大于形式，寓意大于表白。如果說《春之聲》是繼承和發展了“東方意識流”文學形態，倒不如說《春之聲》巧妙地反映中國正在擺脫各種舊的束縛，積極主動地迎接新挑戰，局部的陳舊破爛阻礙不了社會前進的步伐。我們的祖國是一頭睡醒的巨獅，正忍辱負重地奔馳在改革開放、強國富民的大道上……

《春之聲》這篇小說，是一部寓意深刻，有無限張力和具有標志性的“意識流”文學作品！我過去讀，現在讀，將來，一定也還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