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找了很多資料，灌了很多水，實在抱歉！本來李適之是不能即為首相又身兼兩部尚書的，可是舊唐書上說的是韋堅天寶三年處加封御史中丞，九月便為刑部尚書，但是有的又說這是四年九月，舊唐書上斷句不準。小天在這里也是在沒查清到底是哪一年，為了加重一下李適之的權威，給李林甫倒李增加一些難度，也讓文章中的爭斗更加精彩一些，便做了如此安排。好了！讓書友們久等了！本書第一次的朝堂爭斗由此開始，這也是李林甫扳倒李適之走向首相之位的第一戰！請各位書友們拭目以待吧！】

李適之對于昨晚內衛出動的事估計的不是很準確，沒有等到過兩天，當天下午刑部里的一個分管審查各地命案卷宗的員外郎便將一份卷宗送了過來。

李適之此時的差事是領門下省事，位居首相，同時還兼著兵部和刑部兩個實權大部的尚書，而此時的右相李林甫卻只是領著中書省，再兼著禮部尚書。可是禮部除了每年的科考時權重一些外，平時也就只擔著祭祀慶典之類的大型活動的籌辦，實則是個清貴衙門。

另外，本來中書省下的弘文館和隸屬于門下省的集賢院算的上是個高級官員輸送地，從里面走出去的人也多會念著長官的幾分香火之情，有的甚至干脆認之為師相，從此一生追隨，也算是為左右兩相留出了個最好的馬仔培養地。

可是，玄宗上臺后硬是把翰林院從禮部手上搶了過來，讓翰林院掌四方表疏批答及應和文章，其職能看似與“中書門下”有些重疊，然翰林院由皇帝直接差遣，而“中書門下”卻隸于左、右相，他們雖職能大致相同，其地位卻差別甚大。翰林院若有人得圣上青眼有加，由此禮遇益親，外人常常稱之為“內相”。至此，集賢院和弘文館便不再受到那些士子文人們的重視了，這些人紛紛以進入翰林院為踏上青云之路的捷徑。

而翰林院里的這群人多是些清高傲氣的才子文人，李林甫在這群人之間的口碑實在算不上好，而李適之卻因為為人豪邁很得這群人的親近，加之李適之身為首相，他們要巴結也輪不到李林甫。

重要的是門下省對中書省的制約，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下三省的來源與演變了。

漢武帝的時候為加強中央權力，削弱相權，挑選身邊親信官吏和侍從在宮內新立決策機構—“中朝”，這些人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一般品級較低，且不任專門的行政職務。武帝時，“尚書”一職日益重要，“尚書”原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屬官，保管皇帝的奏章文書。大臣們的奏疏不能直接進呈皇帝，要送尚書署，漢成帝時尚書署的長官改用士人（以往是宦官），署隨改為臺，于是尚書臺成了皇帝的機要秘書處。直到曹魏時期尚書臺從少府中獨立出來，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此時的最高行政權力由丞相處轉移到了尚書臺。

曹魏時為牽制尚書令的權力，便設置秘書令負責起草掌奏之事，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改秘書為中書，設中書監、中書令為長官，職掌機要后來逐漸擴大為中書省。中書省的主要職權是承旨草擬詔書、參與立法、傳達詔令。由于中書省在事實上參與軍國大計的決策，在執行中又可以諫議，辯駁皇帝的詔令，對官吏的上奏有取舍之權，國家的政治中樞由尚書省轉移到中書省，中書令取代尚書令成為實際上的宰相。

可是隨著中書省的權柄日重，唯恐對皇權造成沖擊，從魏晉開始，皇帝逐漸讓侍中參政，后來又正式設立門下省牽制中書省的權力。侍中在漢代的時候只是一個替天子處理一些日常事務甚至生活瑣事的小官，但因為親近皇帝，無形中便成了親信貴重的職位。西晉的時候，侍中在朝堂上已經有了顯赫的地位，“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到東晉哀帝的時候，門下省正式成立。

后來楊堅以外戚身份篡權立隋朝，為了防止同樣的命運在自己身上上演。隋文帝在魏晉三省六部的基礎上正式設立三省長官共為宰相的制度，這種制度為后來的唐朝所沿襲。

縱觀三省的起源，不難發現這其實就是皇帝和大臣們爭奪行政權力的一場博弈。在秦漢的時候乃至更早的春秋戰國時期，國君任命丞相稱之為“拜相”，在丞相就職的時候皇帝是要向丞相行禮的，古時的丞相號為“調陰陽”、“掌百官”，是協助皇帝治理天下的，類似于一種合作關系，皇帝自然也就必須要保持表面的禮待。可是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王朝設立以后，為了維護世襲統治，歷代君主都致力于加強皇權，必然的也就需要抑制相權，而方法又都驚人的相似。

一個人在感覺到一件事情力不從心的時候，最容易找身邊的傾訴。至高無上的皇帝也不例外，在和大臣關于行政權力的爭奪中失勢之后，便將目光放到了身邊的人身上，可是皇宮中除了妃嬪宮女就只剩下了太監，顯然不能讓一群女人去朝堂上和大臣們斗，所以太監成了唯一的選擇。這也是歷代宦官擅權的根源。

從尚書署到中書監再到門下省，最開始的長官大多都是太監，幾百年下來，皇帝不斷地利用身旁的太監去分潤大臣的權力，可是太監專政的固有缺陷讓新設立的部門又一次次的被大臣們搶去。行政權力最終又都回到了臣子們的手中。

而玄宗將翰林院回收的做法何嘗不是又一次對臣權的爭奪和壓制，所以此時的李林甫遠遠算不上是權傾朝野。

……

刑部員外郎將卷宗遞給了李適之，各地發生命案后都會將卷宗謄抄一份送交刑部備案，等到案件偵破以后再將全部過程中的卷宗并犯人的供詞和相關證據一起移交刑部復核。等刑部確認無誤后才會將需要判處死刑的罪犯上呈皇帝勾決，一般來說只要不是過于昏庸的君王都不會放棄手上這項生殺奪予的大權，玄宗李隆基自然算不上昏庸。

只是刑部事物繁忙，加上長官又是首相，哪有時間事必躬親，所以一般除了上呈勾決名單外，當了幾年刑部尚書的李適之是很少管刑部的事的，加上今年年初圣上又給他加了兵部尚書，他就更沒有時間理會了。

送過來的卷宗自然便是鄱陽郡長史移交的關于唐遠一家被害的案子，只是這么一件案子現如今連疑兇都沒找到，更別說身為苦主的唐遠至今下落不明了。這種還處于偵查階段的案子按理說是絕不可能出現在李適之案頭的，可是這位員外郎卻偏偏廢了好大功夫遞牌子進了皇城找到李適之將卷宗交給了他。

李適之看完卷宗后不明所以，再抬頭看看那位依舊沒有要離開的意思的員外郎，他開始意識到了不對勁，再一次仔細看完卷宗后，他不動聲色的開口問道:“這個唐遠是個什么人？”

“回相爺的話，昨晚內衛從東市酒肆中帶走的那個少女便是這唐遠的女兒。”員外郎卻答非所問的說了這么一句話。

聽完此言的李適之立刻就愣住了，隨即他便想明白了這背后隱藏的信息。李適之沉默了片刻，開口對著員外郎說道:“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