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以糧食為定錨，那些錢豈不是都會來買糧食了么？”李伯玉立刻打斷了趙嘉仁的話。

趙嘉仁笑道：“的確如此，可糧食有辦法能解決。譬如每日能發多少糧食，官府可以控制。那時候即便糧價飛漲，卻不至于沒有緩沖。而且收這么多的稅，難倒就不能把江上的稅收給降低么。李知州想來知道江南西路的米價是多少。一石只有兩貫，我沒錯吧？”

身為大地主，李伯玉家里也有很多土地，聽了這個問題他點頭稱是，“確實是一石兩貫。”

“一石兩貫還能對半賺呢。”趙嘉仁嘆道。江西此時人口很少，現在的鄱陽湖地區耕種起來非常舒服，“而我們福建路一旦米40貫。我就不信江上運輸的成本竟然能到20倍。若是讓我的船隊運輸，一石米運到福建路也就是四貫，賣的話至多不過十二貫。怎么會幾十年都賣四十貫呢？還不是沿途的稅收太高。即便我的一些貨物免稅，我也不愿意沿江賣貨。”

李伯玉對于理論的敏感度很足夠，一談到實務，他就覺得有些頭痛。因為不管怎么講，趙嘉仁的提法都可以歸于‘要為政策埋單’。而誰都想讓別人給自己的政策埋單，并不希望自己給別人的政策埋單。

看著這個趙嘉仁，李伯玉突然有點明白為何趙嘉仁居然會以大宋官員執行力不行的角度去反對公田改革。如果以趙嘉仁的要求，那大宋的官員們的確是辦不到這些。畢竟這樣的執行力實在是太過了。

如果是平日里，李伯玉大概是要和趙嘉仁辯論一番，此次他實在是辯論不下去，這個議題完全是崩潰的。李伯玉道：“趙知州，你的想法很令人欽佩。不過咱們還是談談棉務的事情吧。”

“棉務很簡單，便是三條辦法，第一條，立公莊，第二條，嘉興府所有土地盡可能的種棉花。”趙嘉仁對此早就有想法，所以回答的很干脆。

賈似道的公田改革也不是完全沒有配套措施，首批公田回買以后，每鄉設立一所官莊，莊官由財產豐饒者擔任，兩年一屆，負責征收與運送租米。趙嘉仁也不準再做什么海量的更改，他準備就著賈似道的制度稍微改改就好。既然賈似道肯給趙嘉仁機會，那趙嘉仁也不準備就這么輕易放棄。

前兩條很容易理解，李伯玉問道：“第三條呢？”

“第三條就是建工廠。”趙嘉仁給出了他的看法。

一直表現出很好理解力的李伯玉聽完之后愣住了，他完全不能理解趙嘉仁這話到底是什么意思。

“現在想讓公田法的沖擊有所減緩，辦法就是穩定糧價。所以當地的公莊一定要能夠保證嘉興當地糧食供應。”趙嘉仁對第一條做了解釋……

浙西上等良田的地價是每畝四百貫，初行公田時，規定對租額每畝一石的良田給以二百貫補償，已經只是市價的一半。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僅給四十貫，還都是無人購買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廢紙的會子。所以，實際上，公田法就是以變相的行政手段強行改變土地所有權，當時人怒斥之為“白沒”（即平白無故的炒家籍沒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對，也就完全不足為奇。

李伯玉聽了這話，也只能微微嘆氣。他后來反對賈似道，就是因為公田法的推行太狠。

“公田產糧，其他地就不要種糧了，即便是種糧也是要賠死的。所以其他土地都要種棉花！”趙嘉仁繼續解釋著。

官吏舞弊，回買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回買公田的田產標準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畝，關鍵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結主事官吏，隱瞞實際田產，造成回買不足。而對于無權無勢的普通民戶，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計算其田畝數，強迫他們增加回買數，造成有些民戶傾家蕩產也無田可賣。而督賣者峻急刻薄，不擇手段，甚至濫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無路的民戶自殺了事。再次，官田收租，頭會箕斂，引發階級沖突。

在公田回買過程中，少地或無地農民雖然牽連較少，但在后來的官田經營中，他們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為了邀功受賞，或是多報回買的田數，或是高報公田的等級。等到官田實際經營時，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賬面缺額，就只能由租賃承佃的農民來補足。

問題還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規定原租額一石的公田，作為政策優惠，現租只收八斗，但實際執行中，卻不論原額多寡與土質肥瘠，甚至原來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雖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實際收租時，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視為慣例，丹陽縣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來納租只須納糙米，公田經營中卻強令承佃農戶改納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糧一斗八升。承佃戶承受不了官田的層層盤剝，交不出高額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現了拋荒現象。

當然這些都是趙嘉仁上一世知道的情況。所以趙嘉仁想出的解決辦法就是統統種棉花。從而避免嘉興百姓再被糧稅困擾。

“如果是棉田，那就是我管的棉務而已，到時候頂多是賈公從我這里再敲上一筆錢的問題而已。至少嘉興府的百姓們還能安穩度日。”趙嘉仁做著解釋。從整體種植棉花的角度來看，趙嘉仁怎么都能賺錢。

“趙知州……”而李伯玉先是震驚，叫了趙嘉仁一聲吼，他突然目中有淚，聲音也顫抖了，“你……你……你真的是為國忘身啊！”

這么多年來，李伯玉從來都是見到官員們想盡辦法加稅。到現在，他第一次見到肯為百姓出錢降低稅收的官員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