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我按補助機票的規定，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同經阿拉斯加州的安哥拉治，到西雅圖換機到紐約，二十多小時飛行之后，午夜一點半到機場。臺北美國新聞處的友人幫我訂了旅館，他們保證紐約機場的出租車是全世界最安全可靠的。第二天上午（會面最后一日），我趕上與“美國學人基金會”的面會。但是，后來收到他們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通知我，他們不能支持我讀學位的計畫。所以我就只好先到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西邊的特雷霍特市，在“樹林中的圣瑪麗”教半年書再說。

世間的緣份，環環相套，實非虛言，我當年意外到靜宜文理學院教書，遇見教英國文學的sistermarygregory，也是一位fulbrightexchangescholar。她知道我的出國計劃，鼓勵我去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university）進修。三年前她在該系修得博士學位。印大的比較文學系當時可以說是美國最早也最有實力的開創者，美籍德裔的比較文學理論大師如ramak，ninaweinstein，horstfrenze，等都在印大開最好的課。良機不可失。她也借給我幾本這方面的原文書，使我有進一步的認識。她是第一位用英文作《紅樓夢》研究而得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她知道我到美國作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去訪問的學校尚未定，邀我去創辦靜宜的母校。距印大只有七十哩的“樹林中的圣瑪麗”教一門中國文學的課，一門專題研究的課。我可以一面教書，再安排到印大注冊選課，通勤去讀比較文學和英美文學。這個意外的邀請，對于我，是上帝最慈悲的安排。

“樹林中的圣瑪麗”是天主教在美國的一個修會（order），座落在美國中部印第安納州的修院，有一片占地三千畝的樹林。一八四0年在樹林中創辦了這所女子文理學院，在那一區是有名的貴族學校。

十年前我已見識到美國的地大物博，這次在這“小小”的學院，更感受到土地的實力。那一望無際，郁郁蒼蒼的樹林簡直就是世外桃源!右邊是梨樹園，左邊是蘋果園。十月開始，蘋果成熟，沒有人采。落在地下草叢中如一片紅花，我們初去時會驚呼，彎腰去拾最紅的大蘋果，后來才知道自己拾起的只是滄海之一粟，采蘋果的人是開著小貨車去的，車子開出來時，輪胎是輾過萬千蘋果的鮮紅色!我臺中家前院一棵龍眼樹，每年結實時，鄰里小孩用長竹竿劈了鉗形頭，越墻摘取，我的孩子追出去時，一哄而散，大家都很興奮，成了每年初秋的慶典一樣。最初看到那果汁浸透的輪子時心想，他們若來到這蘋果園，會怎樣想？

初到時又有一天黃昏前，餐廳外樹林外緣一片楓樹紅了，林里升起輕霧，夕陽照來，實在是中國山水畫中極妙境界。我與一個由臺灣靜宜去的學生韓韻梅從餐廳出去想靠近楓林看看，正在嘆賞歡呼的時候，一輛警車從后面追來，把我們“押”回宿舍。我對他們說，你們看這樣的美景，怎能不盡情觀賞?校警板著臉說，樹林太大了，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年輕女子不要走失。

從充滿魅力的樹林走進學院，可憶念之事更多。第一個讓我震驚的是我的朋友sistermarygregory的身份。

我一生對官位相當遲拙，在臺中她聘請我到美國她的學校教書時，拿大雨傘掌靜宜一切大權的sisterfrancis在旁一直大力贊助，我以為那是她的權力也是她的行事風格，“說了就算話”，而sistermarygregory是我談文學的朋友。只是出面邀請我的人。九月初我由紐約乘飛機到印第安納波利斯,再換灰狗公交車到特雷霍特市的汽車站，她邀了在學院圖書館工作的胡宏毅小姐來接我。她見我風塵仆仆地帶著行李等她，立即過來擁抱歡迎，幫我提了行李上她的汽車，開三十多哩小路進了樹林。校園不大卻很有氣派，高大的數幢紅磚大樓，不遠處有一所小小庭院和淺綠色的小樓，即是我將層住一年的極舒適的教職員宿舍。她提著我的箱子送我進了一間舒適的套房。要我休息一下，六點鐘會請鄰室的胡小姐（ja）帶我去餐廳。餐廳在叢樹深處，高敞明亮，可供全院師生近千人進餐，靠近圣母瑪麗抱著圣嬰。一區是教職員區，也是校務會議的場所。在這里，我相當深入地看到一個修會在某些體制上的改變，和改變過程的辯論、沖突與痛。

我們進了餐廳，坐在第二排長桌。晚餐極正式，總院的一位年長修女帶領謝飯儀式之后，說:“現在請校長介紹新來的老師?！贝藭r，只見我的朋友sistermarygrego屯利落地由正中間的座位站起來，引我向前，向全廳介紹了我我想我當時必是滿臉困惑、張口結舌不知說什么才好的樣子。因為我不知道她由臺中回到美國是出任校長的（給我的聘書上簽名的是上一任校長）。到那餐廳之前，沒人告訴我。在我們多次談話和通訊中她自己也沒有提過。原來，邀請我開中國文學課程，也是她的“新政”。

我上課的內容和資料都與她充份討論，適合學生程度，省去雙方摸索的苦惱。選課的學生近二十人，算是很不錯的了。上課不久又舉辦了一個東方文化展，很成功地加深了我們文學課的背景。而在生活上，她對我處處照顧。和我同住宿舍的胡宏萊小姐，會煮一手精致的中國菜，這位新校長和一位韓國學生丁英慧（后來才知道她是韓國總理丁一權的女兒，也上我的課）與另兩位中國修女（其中的蔡瑛云回國后在靜宜大學工作至今）常是我們座上高朋。她也幫我找了幾位定期去印大上課的教員，開車去時帶我去。但是，時間的配合并不容易，每周去一、二次是不可能的。從特雷雹特到印大開花城之間沒有公共汽車，更何況須先走出三千畝的樹林!在美國人看，區區七十哩小事情，對于我卻似不能逾越的河漢。所以我去印大比較文學系拜訪了系主任，談了我的困境，取得了所開課程表，回到樹林。認命專心教書，下學期再說。

那四個月是我一生有系統地讀書的開始，樹林中的圣瑪麗學院辦學態度相當事業，教學亦是水平以上，絕不是只為養成高貴淑女而已，所以其圖書館雖不大卻質量不差，尤其英美文學方面，藏書相當充實，是主力所在。為了教課，我遍讀館中所有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看到中國現代文學部外，除“五四”后的新如魯迅的幾本，有茅盾的《春蠶》，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群子》、《貓城記》，甚至還有中共的樣板作品《金光大道》等，只是沒有臺灣的任何資料。當然，那時我們也沒有任何英譯作品這也是我后來發愿作臺灣文學英譯的心愿萌芽之地。我卻在此意外地親自看到天主教修女制度在一九六0年代面臨形式與內涵“現代化”的一段過程。

我抵達樹林的第三天午餐后，修會在會場有一個歷史性的投票，決定是否卸除頭紗。投票前后都有激辯，充滿了“聲音與憤怒”（soundandfury），主張廢除頭紗的年輕修女一派得到勝利，有人甚至歡呼，而保守的元老派明顯地顯得悲傷、憤怒。過了幾天又將長裙藉投票縮短至膝下三寸，不久校園上即見到新裝修女步履輕快地來去，那些始終不變的面容更加嚴肅了。除此外，修院生活內規也放松了許多。

第二年暑假，有相當多的年輕修女退會、還俗。西方文化與宗教息息相關，我有幸在近距離看到最核心的奉獻形式與內涵的變遷過程，以自己來自古老文化，真是感慨良多。也因此結交了幾位天主教修會的朋友，終生可以談學問、談觀念。也談現實人生。一年后我由印大又回樹林教了一學期書，頗有賓至如歸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