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落盡，天梯消逝。我回到臺中的中興大學，履行我回原校服務三年之約。家已搬去臺北，所以我每周二由臺北乘早上七點開的光華號火車去臺中，周五晚上六點搭乘自強號由臺中回臺北。星期六上午在臺大教研究所的“高級英文”課。有兩天時間靠一位女傭協助，努力作一個家庭主婦，住在父母家對面，共享一個巷院，一切都在呼應范圍之內。但是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的三個兒子都進了青少年階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點多鐘起床，準備家人早餐，再去趕火車。內心萬千的牽掛，有時天上尚見下弦殘月，我離家時真是一步三回頭——最初只是踐約，漸漸地，我回到臺北，也會牽掛臺中那一間小樓里的系務了。

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夢想的實現，在林致平、湯惠蓀、劉道元三位校長任內，我都不停地以一個教員的力量在推動。作為中部唯一的國立大學，總應該有文學院，文學院設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歷史系，外文系最困難的是師資。那時全臺灣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數不多，英美文學博士仍是“貴重金屬”，漸漸有少數學成歸國的，到了臺北就被臺大、師大、政大、淡江、輔仁等校留住了，不愿到“外縣市”去。同在臺中的東海和靜宜有他們自己的修會師資來源，國立大學有較嚴的資格限制。這個問題就是理想與現實的最大差異之處，我在過去那些年，侈言文學教育的重要時，并未預想到。

當我一九六九年春季班開學前回到中興大學時，發現我已被“發表”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學生四十五人已上課一學期，系務由教務長兼代，課程按教育部規定開設，幾乎全是共同科，與中文、歷史兩系合開選修課程，邏輯學、文學課程到二年級才有。我回國第一次進了校長室才懂，我由美國寫來的兩封信說學位尚未拿到，系務工作不懂又無準備，只能作個盡職的文學教員而已，不適合當主任的真實話，在校長與教務長（那時尚無文學院院長）看來只是民族美德的謙辭。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紅色教授證，多年來努力推動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經“給你成立了”，系里就這幾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歲），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務誰管？

教務長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長輩，由校長室出來。看到我“惶恐”為難的神情就說，“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問題可以來和我商量。這里對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時流行短裙，而我長裙短裙都沒有，上課只穿我寬寬綽綽的旗袍。

就這樣，我由苦讀的書呆子變成了系主任，面對的全是現實問題。幸運的是，由大學聯合招生分發來的學生相當不錯。那時還沒有中山大學和中正大學，全臺灣國立大學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錄取的份數比較高，學生資質都相當好，后來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里，最大的煎熬是文學課程的教師聘請。新聘專任的施肇錫、許經田和很年輕的張漢良，三位先生都證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學生歡迎。

原任的丁貞婉、姚崇昆、孫之煊、唐振訓、蕭坤風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們向農學院借用的那小樓的二樓兩大間辦公室常會聽見笑聲。我的辦公室門永遠開著，老師、學生出出進進神情愉快。

那第一屆的元老學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我剛就任時，那些女生在宿舍為我開了個歡迎會，擺了幾碟脆硬的餅干和汽水，她們沒有唱歌等類的節目，只是把我團團圍在那兩排上下鋪的中間，問了我許多問題：考上了外文系很高興，但是上了一學期的課，不知外文系要學些什么？現在上的課和高中的課差不多，國文、英文、現代史……，只是老師比較老一點……。這一場聚會，開啟了我與學生直接談話的作風，由大學新生的困惑，到后來三年功課沉重的壓力，我是陪著那四十多個青年走了成長的每一步。對于那個由無到有的系，我似乎有個筑夢者的道義責任，對于那些十九、二十歲的尋夢者（如果他們尋的話），我不知不覺地有像“帶孩子”似的關懷。

對于這新系，我最大的道義責任是建立它的學術水平。第一年，臺中的美國新聞處由于我多年借閱的書緣，以及我兩度作fulbrightscholar的關系，捐給我們最初的一些文學書，配上丁貞婉借來她夫婿陳其茂先生的幾幅畫，我那空無一書的辦公室頓時有些文化的樣子。

他們指點我，在臺中有個美國國務院訓練外交官中文的使館學校（embassyscholar），好多學員是具有英文系碩士以上學位的人，另外一處是臺中水湳的清泉崗空軍基地，那時是越南戰爭期間，借駐的美軍數目很大，有不少醫護和通訊等文職人員，他們的太太有些是美國合格的教員，也許合于我們公立大學兼任的資格。經由這兩個途徑，第二年我將二年級分為四組，開設教育部規定的英語會話，請到四位在使館學校進修的學員每周來上兩小時課，之后兩年有六、七人來上課。課內課外他們頗為融洽。我們的學生純樸天真。有些課外活動郊游帶著這些老師同行，還曾帶他們回家吃拜拜，深入認識臺灣民間生活。經我認真申請而來教莎士比亞的是一位醫生的太太，教課的是一位軍中信息官，他們合格而且有經驗，授課內容也達到我希望的標準，幫我度過了最早的難關。我自己教英國文學史，第二年請到了東海大學的謝頗得教授來教英詩。他是英國人，在東海已是最好的英詩課教授者，因為另有一種自然的深度與韻味，與其他老師不同，給我的學生極好的啟發。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屬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師都成為基本師資。由農學院時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蓮（misstilford）和孫寶珍（marysampson）是美國南方保守派的浸信會傳教士，她們的教會即蓋在學校門口的一排鳳凰木后面，多年來與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滿意我聘來兼任的文學課程美籍年輕老師的教課內容，認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編的大一英文新課本取代了幼獅公司出版的大一課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責。但是我剛剛讀書歸來，對英美文學的基本教材曾認真研究過，也搜集了相當多的資料，確知學生不能再用陳舊的標準選文，須加上二次大戰后的文化各領域新文章，幸好獲得多數支持（包括學生）。大一的課程只有一門“西洋文學概論”是本系的傅偉仁（burke）教，他是長老會傳教士，思想相當“前進”，很得學生擁戴，那一年我與他合編一本教材，解決了當年仍無原文書的困境。法文課的顧保鵠和王永清（衛理中學校長）都是天主教會神父，法文造諳深，教學極認真。大一國文老師是中文系的陳癸淼先生，給他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是《給你一串串的陽光》，剛從高中畢業拼完聯考的學生那里見過這樣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樂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國文直到他去臺北從政，他競選立法委員時，很多學生是熱心的助選者吧。另一位令他們難忘的老師是教《中國通史》的曾祥鐸先生，他對當代史的開放批評的角度有很大的啟發性，后來竟引來當年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出獄后主持一個政論節目，我與他在臺北街頭相逢，真不勝今昔之感，不知一切從何說起。

一九七0年秋季開學后，我籌劃召開的“第一屆英美文學教育研討會”，準備在中興大學開會，在那些年這樣的會議甚少，各種學科會議都不多，在臺中召開的更少。我很誠懇地希望各校在教學方面多些交流的機會，給臺大以外的學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學生的第一志愿，而師資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舊換新，以適應新的時代。全省開文學課程的同行來了三十人左右，臺大的朱立民和顏元叔自然是會中明星，人少，大家暢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許久，那股歡欣的熱情，是我在日后所參加的無數會議中不易再見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興大學外文系的第一班學生畢業時，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辭職了。我已按約定教滿三年。放下這個我推動、促成、創辦、奠基的系，我是萬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說著離情。我到臺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國后我兩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歲月在此度過。如今我終于看到許愿樹上結了第一批果實，可是我必須走了……惜別晚會上，學生人人手持蠟燭，一圈圈圍著我，哭成一團。沒有人知道，一向積極，充滿活力的我，此時面臨一個全然陌生的末來，內心是如何的無奈與惶惑。

這一班學生，二十二歲左右年紀，從這日起要去開始一生了，四年來像獨生子一樣受到我一切的看顧與督促，在功課上達到應有的水平，氣質也相當自信明朗，他們以后也有很多人成為認真的好老師，大半的男生進入貿易等行業也都相當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趙慧如、陳碗玫、王永明、丁義楨、李明朝、吳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經常聚晤或來信，全班已產生手足之誼，對我仍存當年相依為命似的顧念之情。

最后的幾個月，我在校園中騎腳踏車來來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戀，處處是自己年輕的足跡。

告別中興大學也就是告別了我的前半生。在臺中十七年，生活簡樸，卻人情溫暖。我親眼看著國立中興大學的牌子掛上門口，取代了原來農學院的牌子。看見原是大片空著的校園蓋出了許多大樓。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別系借用，一年級上課的“基地”，是最早為政府援助非洲農業計劃的訓練教室，兩間瓦厝，小院有棵美麗遮蔭的大樹。二年級借用畜牧系一間緊靠牧場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國文學史最早的史詩《貝爾伍夫》的時候，一只漂亮的牛犢走進門來，我們雙方都受了驚嚇，幸好無人喊叫，牠終于好不容易地轉了身，由原門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訴我，那是剛進口的昂貴種牛，是為臺灣改良農業的珍品，你對牠講文學，彼此都很榮幸呢。

事實上，自從農學院時代，各系對我都很好，我開大二英文課總是滿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臺灣的農業學術研究已相當現代化，成為臺灣發展的先鋒之一，各系都鼓勵學生出國進修。辦得最有聲色的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慶薯教授是立法委員，“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課，并且以父執的口氣，令我多給他們改英文作文。他后來大約把他們都送去美國讀了專業學位，回來都有實際貢獻。

一九六0年代，許多畢業學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開創了一些現代化農場，常常邀請老師丟“指導”。農學院長末勉南的太太劉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們同去參觀。當時已有一些外籍交換教授住在校園宿舍，也常一起下鄉。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臺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臺灣“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熱情。我們招待國際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員林的玫瑰花圃，場主張君的妻子，后來當選為玫瑰皇后。初見那么大規模的花圃和科學化養殖法，聽著他們講新品種的動聽的命名，大規模推廣及外銷的展望……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

我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剛過，突然傳來校長湯惠蓀先生，到南投縣仁愛鄉森林系的實驗林場視察，登山殉職的消息。他在攀登山頂時心臟病發，倚著宋院長，坐在林場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來，我每次看到惠蓀林場已成觀光景點的消息，就會想起他和末院長那些溫文儒雅的早期開創者，也會想起臺灣第一任農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余玉賢先生。我剛去上課時，他是農經系講師，娶了我最早的學生紀春玉。他們在為臺灣農業奮斗的時候，會和我談他農民十萬大軍的觀念，談他們為改良品種的水果命名為“蜜斯楊桃”、“楊貴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開創的快樂。當我看到美麗的行道樹時，也想起他五十八歲與癌癥奮斗三年去世前，最后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樹!

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國進修的圣誕節，收到一張灰狗長途車票。信來自中興農學院的客座教授．buck，出現在大門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buck），是寫《大地》得諾貝爾獎的賽珍珠的前夫。

賽珍珠自幼隨她傳教士父親賽兆祥曾住在我家南京寧海路附近，她一九二一年結婚后隨夭到安徽鳳陽一帶從事早期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改良農村工作，搜集了荒災的資料寫出《大地》，一舉成名，后來離婚嫁了她的出版人。mr．buck娶了一位中國淑女為妻。她到美國后，堅持穿旗袍會客，作為對故鄉的思念。在他農莊的壁爐前，我們興奮地談他曾獻身服務的，我生身之地的。苦難的中國。

這些人和這些事，緣中有緣，是忘不了的。

我家自一九六七年搬到臺北以后，我一直在為自己的學業、工作忙著，有一半的時間都不在家，從美國回來這三年多都在臺北、臺中往返通勤，風雨無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點的火車到臺中去，星期五下午六點多搭自強號回臺北。我不在臺中的時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貞婉先生率助教黃春枝代為處理，她寫給我的“救火情書”累積數十封。星期六早上，我去臺大上三小時為中文、歷史兩系研究所開設的“高級英文”課，下午多半會去中山北路敦煌書店看新出的盜印版英文新書，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那樣的日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家搬到父母對面有了照顧，但是拖累媽媽太多，裕昌的工作又進入鐵路電氣化工程的高峰，我內心的不安漸漸成為熬煎。那些年中，能靜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書的時間反而是臺北和臺中間火車上那三小時，那種全屬于自己的獨處三小時。我終生感激!如今，這第一班畢業了。我堅持辭職的要求終于得到劉道元校長的同意。離開中興大學后，我往何處去?那時也無暇安排，臺北的那些外文系沒有人會相信，我會離開辦得那么有勁的新系，我也并不想為找個工作而引起揣測，也許先在家安定一年再看更好。

這時，是不是命運之手又伸出來了呢?王天民教務長受新任教育部長羅云平之邀，到臺北出任國立編譯館館長。王天民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三年）字季陶，是我父親的革命同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出身，在東北家鄉有良田數千畝，曾捐產報國。東北淪陷成滿洲國，他到北平成立的“東北中山中學”教歷史，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流亡路上看到我由小長大。中山中學在勝利后由四川遷回沈陽時他擔任校長，原以為可以服務故鄉，安定辦學，一九四八年共軍進城，他一家十口輾轉逃來臺灣。他的學生說，他的歷史課從古史到現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興亡史，內容極豐富。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國立編譯館在臺灣的大、中、小學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他知我確已離職，邀我去擔任人文社會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書生報國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編譯中書外譯的計劃，把臺灣文學先譯出一套英文選集，讓臺灣在國外發聲。他對我說，“一生在學校教書，也沒作過公務員，你先到編譯館落腳，幫幫我，若不行再說。”如此，我又走上一條從未夢想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