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后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后，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臺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莊子纂箋》。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一九五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一九六七年錢先生遷居臺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臺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一九九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臺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后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愿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臺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后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后，二00二年三月，臺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

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后，在后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么?”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么？”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后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外，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一九一0年）讀到梁啟超《中國前途乏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于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并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后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沛聚散的感嘆:“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九錢穆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墻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么愿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臺灣后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臺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恒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更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檸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后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曲云南去香港，來臺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嚴。到臺灣后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曲學生到外雙溪上課，并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后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有生之年能寫此記憶。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