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臺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0年到一九八八年擔任中文系和歷史系研究所共同開設的“高級英文”課程，它是我最穩定、最強大的挑戰，也是我最樂意接下的挑戰。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文學院研究所的學生都有進修的企圖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歷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夠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閱讀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須加強。一九七0年，我開始教第一班時，為測量他們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關世界文化的英文單篇文章，給他們讀后回答我一些問題。我驚訝地發現，這些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很少讀過西方文化觀念的作品，更未曾有過與一本本英文原著奮斗的經驗。我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閱讀零星的選文，所以我希望上學期至少讀兩本，下學期讀三、四本。當我說出這個計劃時，引起一陣輕聲的驚呼:“怎么?要讀五、六本原文書嗎?”但是，我了解，臺大研究所學生不會承認什么是“困難”的。

我自幼讀書，最愛那些令我反復思索的書。在美國讀書或到歐洲訪問，關注比較文學的領域，以東方人的心態（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觀點看中國豐美的文學，往返之間，天地極寬，可以與這班學生認真討論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計劃。選取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的書，對我不是難題。

我最大的難題卻是如何在同時對不同領域的人說話。中文系和歷史系是我所尊重的專業領域，他們在校選修的課程不同，未來進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們共同的興趣，達到“高級”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許是訴諸于共同的文學心靈。

那時是以美蘇為主，冷戰熾熱的世界，臺灣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后，禁書名單很長，可以作為教材的英文數據多來自美國，最“前衛”的新書只有極少數在臺大附近，如歐亞、雙葉等幾家書店，照相盜印文化、心理或哲學方面的書，裝訂非常簡陋。幸好可以流通的《時代》雜志，每期有十大最暢銷作品的名單，分為與非兩種。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幾家書店買到，據說是有一些越戰美國軍人需要，所以我經常到中山北路尋書。常去的是敦煌書店，書單出來后就可以買到翻印本，“效率”極高，也是一種盛況。我至今記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著新出的洋書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連夜讀著。我用作教材的書必須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興趣，文字優美清晰，政治立場并非那時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須是學生買得起的臺灣翻版。

雖然我并未按年詳記。但即以今日記憶搜集所及，我們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種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間西方文化關懷的變化，它們在臺灣被翻印和閱讀，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講授的第一本書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我大多數學生看來，這本必須在數周內讀完的原文書大約是他們“苦惱的新世界”。書中科技計劃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毀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辭，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詳細導讀前兩章之后，他們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漸漸進入書中對未來世界的種種假設與懷疑。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學家，為捍衛達爾文進化論在十九世紀與偉伯福斯主教和詩人阿諾德等人，對宗教與科學教育有長期激烈的筆戰，百年后讀來，他們攸關生命起源和發展的辯論仍令人興奮!而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會在結束時，提到老赫胥黎的兩個孫子:一個是生物學家裘連·赫胥黎，一個就是兼具評論家、劇作家的此書作者阿爾多士·赫胥黎。他們雖然經由兩種途徑繼續老赫胥黎的辯論：但著作中都承續老赫胥黎在爭論中堅持的信念，就是：人雖是動物，卻生而具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志。

《美麗新世界》成書當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當從容地從文化大沖突宏觀布局，引經據典，有時甚至優雅地鋪陳一個科技控制的烏托邦，以一個女子琳達（linda）和她的兒子約翰為中心，寫人性的掙扎和失敗。約翰是個生長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稱為野蠻人，但是他隨日月星辰，四季運轉所見的世界卻是全書最美的篇章。

閱讀《美麗新世界》時，必須同時讀奧韋爾的《一九八四》。這兩本都只有兩百頁左右，無論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風格都大大不同，但卻同被認為是反極權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一起閱讀一起討論。寫《一九八四》的奧韋爾，曾在緬甸的英國殖民地作過警察，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被集體出賣，回到英國當記者，以社會主義的同情觀察低層社會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之后書寫《我為何寫作）說:“我討論嚴肅問題的作品，無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一九八四》預言老大哥政府（bigbrother，一般認為是直指斯大林的極權統治）是運用懲罰，和對懲罰的恐懼。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訪美麗新世界》。檢視二十七年間世界的變化和隱憂，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運用科學與技術，有系統地達成宰制全民的極權。

殷海光的評論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頁二三｜一二一，臺北桂冠出版社），說到那個極權政府的三句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說，真可算驚天動地的偉大發現，引起知識分子高度的關注。在一九七0年的臺灣，我把這二十多位青年帶到這個辯論的海邊，把他們用英文推進注滿高級思潮的海洋中，任他們漸漸發現海洋的深度。文學不同的風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樣，也是千變萬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書單上，有時是讓學生自行閱讀。但一九八三年起，我又在課堂上講解這兩本書，因為真正的一九八四年來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這本著名的政治預言于一九四八年寫成后，作者即逝世。他以為把那可怕的世界預設在三十多年后，已夠遙遠，但歲月轉瞬即過，在一九八四年前后兩年的時間，全世界都在熱烈地比校、評量、檢討這個預言和實際的世界的情況，議論文章如潮水涌現，真是文化史上盛事。我得以多年追蹤詳情，有許多可以講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興奮。

一九七四年起，我在國立編譯館主編馬克吐溫長篇中譯系列。我認為馬克吐溫《古國幻游記》鮮明的文化對立手法很適宜這班學生研讀。馬克吐溫以特有的幽默手法，將一個十九世紀的美國北佬置身于英國中古世紀英雄美人傳奇的亞瑟王朝宮廷卡美洛，極生動、夸張地嘲諷那傳奇世界繁華、虛夸的迷信，同時也彰顯出美國新興現代社會的庸俗膚淺。他最成功的嘲諷是解構了傳奇宮廷巫師（預言家）呼風喚雨的魔術，可憐的默林，被十九世紀美國北佬的現代科學知識拆穿，只是一個小丑和騙子。此書和馬克吐溫另一本《老憨放洋記》都是用犀利的對比方式，創造出一種迥異于歐洲文學的美國文學，和同時代的詩人惠特曼等，都是鼓勵美國人追求自己文化的自信。馬克吐溫簡潔有力的幽默特質具有一種罕見的吸引力，對后世卡通文化也有很大的啟發。我隔三、五年使用此書一次，相當受到學生歡迎。

教書三十多年，我沒有發黃的講義，英國文學史不斷改版，必須重新備課，除了核心選材之外，新的選文、新的評論以及新的理論年年增加;而“高級英文”教材，我從不連用三年以上。以這樣的希望，我也勤于備課如備戰。我曾用過湯瑪斯·曼的《魔山》和法國哲學家赫維爾《沒有馬克思或耶穌》。讀這兩本書，學生需要補足的背景文化實在太重，我在教室帶路的工作，令我常感唇焦舌躁，用過兩年，再不敢用作教材。越戰后期，《時代》雜志介紹一本《湖上之火》，是一位美國女記者采訪研究。分析甚為中肯的書。

不久臺北亦有翻印，我買了一本認為可用，隔周即有學生告訴我，該書因反對美國政府，在臺灣已列為禁書。

一九七七年，我開始講授菲利普·史萊特《寂寞的追尋》，這是一本涵義豐富的小書，只有一百五十頁，用一些有趣的美國社會現象檢討現代人對寂寞的追尋。對于曾經長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對于在皇權籠罩之下生長的中國人，熱鬧和互相牽涉是安全感的表現。如今放著這種日子不過，卻去追求寂寞孤獨，是個奇怪的觀念。獨處亦須付相當代價，“寂寞”的觀念吸引我已許多年了，早在我高中時期，開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張床鋪宿舍的念頭。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對別人。小小的喜怒哀樂都沒地方躲藏。大學四年住宿舍，后來結婚生子，從沒有獨處的空間，到了五十歲才有一間小小的書房，安放一顆耽溺讀閱忘情思考的心。

我注意以寂寞為文化主題。始于一九六0年代我在中興大學教書時，曾在美國新聞處借到黎士曼律師和法學院教授等人合寫的《寂寞的群眾》，當年這是一本頗為轟動的書，很受文化界好評。

我將此書介紹給當時就讀臺大外文研究所的蔡源煌，他的中譯本于一九七四年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初版。此書討論世界大戰后，美國繁榮社會中，個人性格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性格的三種典型是適應型、離異型和自律型。自律型行為上有順從能力，能自由決定是否順從，也有足夠的自覺認清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不必總是依賴與一大伙人廝磨才能解除寂寞感，可以保留獨自思考和生活的空間。

這種追求獨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學上是常見的。中國詩詞甚多經典名句，如唐代錢起《省試湘靈鼓瑟》:“流水傳瀟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青峰”，營造了只聞其聲不見伊人的恫悵迷離，湘靈鼓瑟的樂聲在遼闊的湘水上空回蕩，瞬間煙消云散。這就是中國詩歌文學的凄清寂寞，朱光潛老師在英詩課上談過。魯迅曾為他對此詩之美學詮釋，大加抨擊，說他不知民間疾苦。但是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羅散文集《湖濱散記》，同樣被作為是一本遠離喧囂、寂寞孤獨的書，其背后也隱藏著對社會的批判。我們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爾芙《自己的房間》，她的名句是:“一個女人想要從事文學創作，必須有錢和一間她自己的房間。”又如朵麗絲。萊辛《第十九號房》，主人翁蘇珊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間，終因無法掙脫家庭責任和社會的束縛陳規，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后在私下租用的旅館房間“第十九號房”自殺。這些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作品，所要追求個人的空間，即是所謂“寂寞”，想印證一個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獨立的價值在困境中隱隱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終身的渴望。

真正維系這堂課的教材，其實是純文學作品，最好而且最有效的是，在教

室用短篇校易講解。最早我用的是薛伍德．安德生的《小城故事》，詹姆士·喬伊斯《都柏林人》及其《全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后來買到兩本美國短篇故事，其中有幾篇極好的作品，由很寬闊的不同角度寫現代人生各種故事。不久臺灣又取得版權，出版一本權威選集《現代傳統》（，選錄二十三位作家四十九篇，其中有三份之一是歐洲人，如契珂夫、康拉德、喬伊斯、卡夫卡等，最具原創性與影響力。其中契坷夭（悲凄），敘述一位俄國雪撬車夫遭逢喪子之勵卻無人理他。只有在深夜卸車時，對馬喃喃訴說他的悲凄。我的讀書經驗是:好是最有效的語文教材，它有情節和情境，而且有發展和結局，本身就導引讀者看下去、走進去。不知不覺接受了它敘述的語言。大多數好散文，用現代的觀點看，其實都有的格局。《悲凄》也可以算是很好的散文，它幾乎沒有任何明顯的情節，多年以來，是我學生最后一堂課票選最愛讀的。

但是，我也希望“高級英文”課程的學生能認識重要的長篇所以每年導

讀幾本經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伍爾芙《燈塔行》，薇拉·凱瑟兩本《安東妮亞》和《總主教之死》，佛斯特《印度之旅》，福克納《熊》等英文極好的作品。

第二學期后半，我開始講授一些英美詩。最早幾年印講義，后來買到派瑞編選《聲韻與意義》，此書自一九五六年初版，每數年即出新版，隨時間增刪甚多。全書十四章，從“詩是什么”起始，逐章討論如何讀詩，最后一章“什么是壞詩或好詩”。關于詩的意境、象征、明喻與暗喻、寓意、反諷、含蓄、典故、意義與觀念、聲韻、意義、形式等，都有舉例說明。尤其以將近一百頁三分之一的篇幅舉例說明“好詩與重要的詩”和“詩的深層閱讀”，這也許是中文和歷史研究生最簡捷可靠的英詩人門了。此書非當適合課堂使用，不但有助讀詩，書中詳敘詩學名辭也有助于將來讀西方文學的一切批評文章，對他們有相當長久的參考作用。

那十八年上我那門文學院“必選”的“高級英文”課的學生，被我逼迫研讀原文書，必須回答我隨堂測驗的無數個“為什么”（why）。那些問題必須要讀完全書才能用英文回答，沒有逃避或取巧的門徑，一年中大約問答了近百題。十八年歲月，我竭心盡力將這門課達到可能的“高級”程度。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約五十歲左右。按自然的栽種和收獲現象，多數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他們今日戲稱為“黃埔一期”的學生，多數在學術、教育、文化界服務，不乏在文史領域有杰出成就者，黃俊杰、陳萬益、呂興昌、張淑香、陳芳明、陳芳妹、仕正勝、陳秋坤、林馨琴、周伯戡、葉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聯系。

顏娟英與陳芳妹為我主編的筆會英文季刊撰寫文化藝術資產專論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編輯《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時大力協助。陳幸蕙多年來伴我飲茶談心。二00四年我去美國小住，她在臺北與隱地全力主編，將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出版;一九八0年以后的鄭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筆會季刊選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最真實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陳昌明、康韻梅、張鈞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車禍，他們不停地去汀州路三軍總醫院看我，令年輕的醫生們非常羨慕。如今他們都已是社會中堅分子。即使我最后一班的學生也都各有成就了。這十八年間無論各人遭際，政治立場等等如何不同。我們師生之間，他們稱之為“革命感情”是不變的。

離開我的教室之后，他們投入現實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總該有幾個人是我的知音，在他們中年的喜怒哀樂中，記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葉林中聽到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