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國策

“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奉天殿內，姜星火并沒有急著解釋這幾個名詞的意思，而是認真看向殿內的高官們。

“任何變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脫離實際情況去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就如同刻舟求劍一般，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

“那么請問諸位，王安石變法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針對國內市場的法，基礎是什么？只有搞明白這兩個問題，我們才能以史為鑒，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變革國內商業，還是說繼續在國內保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與海外貿易的開放，與國內的商業政策并非是捆綁的，如果沒有必要性，那么大明國內完全可以如黃尚書所說，繼續保持重農抑商的現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讓黃福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或者說，黃福對姜星火如此自信，頗為不解。

【海外貿易】+【重農抑商】的國策組合是否可行？

當然是可行的，對外貿易不代表讓國內也充分貿易，雖然有點奇怪，但在短時間內，無疑是能保持住雙軌制的。

當然了，如果時間線拉長，那么這種雙軌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為海外貿易的充分展開必然會帶動國內貿易，到時候重農抑商就維持不下去了。

因此雖然姜星火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讓步，但黃福并不覺得姜星火是真的在為了順利推行變法而做出妥協，反而是某種胸有成竹的表現。

這時候反倒是魏國公徐輝祖開口答道：“王安石變法，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基礎應該是北宋國策，這點臣讀史之時，倒是有些心得。”

“喔？”

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這位馬上要滾蛋去北邊的國公，問道：“魏國公有見解，不妨仔細說說。”

這就是打算讓武臣也發言一下了，畢竟剛才都是六部尚書在發言，而在明初這個時間節點上，其實武臣勛貴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話語權，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說超過文官集團的。

“臣斗膽。”

被皇帝允許后，徐輝祖自然要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態度來，畢竟他和朱棣這個妹夫的關系可說不上好

徐輝祖站起身來拱手行禮，隨即侃侃而談：“臣以為，王安石變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權推動的‘不立田制’與‘不抑兼并’兩大國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書所言，靜態的理財術，無非是‘整頓’和‘節流’這兩個手段，而其中的‘整頓’，便是清查田畝，調整田制，然而北宋繼承了晚唐以來的兩稅法制度，國家收稅收的是田地的稅，而具體某一塊田地歸誰，國家并不在乎這一點，對于國家來說，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時足額繳稅，那么愛歸誰歸誰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徹底放開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確立某種類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類的制度來維持稅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稅，不在乎田地性質和歸屬。”

“如此一來，田地其實就成了一樣商品？”朱棣似乎明白了過來。

“便是如此。”

徐輝祖繼續道：“田地成了合法商品，而田地買賣就變得頻繁了起來，人口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地依附于田地，這樣一來田地上農作物也跟著開始變成了商品，什么農作物在市場上賣得好，田地的主人就會種植什么，而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礎若是在北宋以前，一塊田地種什么，經常是幾代人都不變的，如果不遭災，很容易產生儲備，北宋以后，農人則經常會考慮更換田地里的農作物，而一旦賠本，下一年購置種子就會捉襟見肘。”

朱棣又get了一個新知識點。

他也讀過史書，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與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關系，想都沒往哪里想，如今仔細想來倒是確實有些蹊蹺為什么北宋以前就沒人搞青苗法？若是說常平倉，但常平倉是直接放糧食調節的，也就是所謂的“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并非是以貨幣形式，也就是“青苗錢”來放貸。

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麥或者水稻的種子，直接放種子就好了，何苦還要讓百姓拿著錢再去買小麥和水稻種子呢？

答案自然是隨著田地商品化的進程加快，田地里的農作物開始追求經濟利益，不一定都種小麥、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據市場上的需求和價格來種植，所以才需要錢來買，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種子。

否則的話，青苗法難道真的是因為北宋就這么倒霉，年年災害，年年百姓青黃不接，都得向人借錢？

“市易法呢？”

這時候魏國公徐輝祖反而不說話了，曹國公李景隆接過話來：“市易法的根子，其實也在北宋國策上，只不過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國策，而是‘四民皆本’。”

在場一共四名五軍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來的上將們，但顯然，上將之間亦有差距。

淇國公丘福和成國公朱能，雖然打仗可能會比曹國公、魏國公厲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別了.靖難勛貴里95%都是中下級軍官出身的實戰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戶、朱能是副千戶，沒有靖難這檔子事，他倆一輩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論進五軍都督府了。

所以指望他們能有多少文化造詣，那實在是難為人了，這東西對于武臣來說，沒有兩代人是養不出來的.當然了，如果養出來了，對武臣來說也未必是好事，因為武臣的本職工作就是打仗，而培養文化素質，第二代人或許還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開始走下坡路。

畢竟，文武雙全也太難為人了。

這種議論國家大政的場合，誰沒文化誰尷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尷尬的。

李景隆繼續說道：“所謂四民皆本，便是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北宋取消了過去之前延續了上千年的、對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視，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場里的任意時間進行交易，只要給國家交稅就行，這就造成了北宋商業的高度繁華。”

“當然了，為了收稅，北宋制定了嚴格的律法，不允許對商人進行勒索，北宋的商業環境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不僅有專門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場，而且禁止缺斤短兩，每個市場都有統一的度量衡參考，并且官府保護私產。”

這時大皇子朱高熾插話道：“元初有學者馬端臨曾言：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為了分商賈之利，想來商稅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問道。

“非也。”

理財專家、戶部尚書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