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童子時讀古文，所讀傳記文字，都是短篇，如《史記》的《刺客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最長的也不過《項羽本紀》。唐代傳奇如《虬髯客傳》、《長恨歌傳》則是小說，去真正史實太遠。唐宋以至清代古文的傳記文仍是短的散文。中國傳記文章之長至排印成冊者，似乎是開始于現代，但為數不多，其最為人所熟知者，我想是林語堂英文著作的漢譯本，即《武則天正傳》（ladywu）及《蘇東坡傳》（thygaygenius）。這類文學創作之出現，與過去之歷史演義小說不能說毫無關系，但所受的直接影響，還是來自西方的傳記文學，在英文著作中如jamesboswell的lifeofsamueljohnson，gileslyttonstrachev的queenvictoria，lifeofabrahamlin，thelifeofhenrygee等皆是。以中國歷史之長、史料之富，寫名人傳記的背景和基礎，可算極為有利。像林語堂先生這兩本名人傳記，寫的實在好，但可惜我們所擁有的這類書實嫌太少。是否我們的學者作家能接著再寫出些本來？真令人延佇望之。

寫傳記不比寫小說，可任憑想像為馳騁，必須不背乎真實，但又不可缺少想像力的活動。寫小說可說是天馬行空，寫傳記則如驅驊騮、駕戰車，縱然須絕塵馳驟，但不可使套斷韁絕、車翻人杳，只剩下想像之馬，奔馳于其大無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寫傳記要對資料有翔實的考證，對是非善惡有透徹的看法，對資料的剪裁去取，寫景敘事，氣氛對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現藝術的手法。于是，姚姬傳所主張的考據、義理、詞章，乃一不可缺。也就是說，傳記作家，要有學者有系統的治學方法，好從事搜集所需要的資料；要有哲學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觀，以便立論時取得一個不同乎凡俗的觀點；要有文學家的藝術技巧與想像力，好賦與作品藝術美與真實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歷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與活力。

在《武則天正傳》的原序里，林語堂先生曾說明《武則天正傳》的寫法。我想其基本道理對這本傳記也頗適用。他說：

以上所說考據、義理、詞章三要點，林語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寫傳記文學的人必須做到的。

林語堂先生的傳記著作，和他的其它文學和學術著作一樣，都是用英文寫的。若移植回國，自然有賴于中文翻譯。他的ladywu，我曾在十六年前在臺灣南部譯成《武則天正傳》，在高雄新生報上連續刊載，當時該報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編。現已由德華出版社出版。翻譯此書時查證中文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官名、官衙名、引用詩文等，費時費事，難之又難，飽嘗其苦。因為有此經驗，對《蘇東坡傳》的漢譯，自然十分慎重，對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之困難者，多暫時擱置，容后查出補入。1977年夏，見宋碧云小姐譯的《蘇東坡傳》出版，非常興奮。文中對中文的查證，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其仔細可知，其辛勤可佩，其譯文純熟精練可喜。比卅年代一般譯品文字，實有過之。拙稿既接近完成，不愿拋棄，乃續譯完畢。原書中須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決者，在感激的心情之下，便斗膽借用了，否則，拙譯必致再拖延甚久，也許竟無脫稿之日，所以在拙譯付印之前，愿向宋碧云小姐及遠景出版社敬致萬分感激之忱。

按世界文學與學術名著譯成外文者，多不止一個譯本。我國之論語、道德經；希臘之依里亞德、奧德賽；希伯來文之舊約與希臘文之新約；英國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在我國即有朱生豪與梁實秋兩譯本）；最近黃文范及宣誠兩先生之漢譯本《西線無戰事》，即在臺先后出版；所以《蘇東坡傳》這部名著有兩個譯本，也是值得的。只愧我這件粗針大麻線的活計比不上宋小姐的細工巧繡那么精致。

本書雖屬翻譯，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歐化文體。諸如“當……時候”，“假若……的話”，“散步著”，“有著”，“被成功地實驗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對”，“哪些花朵們”，“諸位青年們”，“各位同學們”，“他（她）們”，“它們”，“紅黃藍白和黑”等句法文詞，全避而不用。人說話時，先寫某某道，不先寫對白，然后再補注某某說。一個人說話，不先說半句，中間腰斬，補入誰說道，下面喘口氣再補半句。這種洋說法也完全避免。沒有別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無條件一面倒。還有盡量不用“地”當副詞符號，而以一個“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書翻譯時多承周素櫻小姐代為整理稿件，褥暑長夏，代為到圖書館、書店去查閱疑難之處，助我良多，并此致謝。

本書翻譯，時作時輟，綜計前后，行將兩年。譯稿殺青，停筆靜坐。偶望窗外，樹葉蕭疏，已見秋意。回憶童年，讀書燕市，長巷深宅，樹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為最。今日寄跡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譯畢，頓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計也。于此附記一片喜悅心境。

張振玉于臺北復旦橋燕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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