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四年黃州住，

何事無言及李淇。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里，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鉆研完畢之后，并且了解了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么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么清楚，那么明確，事故是那么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折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后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倘若不嫌“民主”一詞今日用得太俗濫的話，我們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極講民主精神的人，因為他與各行各業都有來往，帝王、詩人、公卿、隱士、藥師、酒館主人、不識字的農婦。他的至交是詩僧、無名的道士，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他也喜愛官宦的榮耀，可是每當他混跡人群之中而無人認識他時，他卻最為快樂。他為杭州、廣州興辦水利。建立孤兒院與醫院，創監獄醫師制度，嚴禁殺嬰。在王安石新法的社會改革所留下的惡果遺患之中，他只手全力從事救濟饑荒，不惜向掣肘刁難的官場抗爭。當時似乎是只有他一個人關心那千里荒旱，流離餓浮。他一直為百姓而抗拒朝廷，為寬免貧民的欠債而向朝廷懇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獨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們確實可以說，他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

在徽宗崇寧五年（一一○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輦星，在文德殿東墻上的元佑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的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愿以償了。

因此之故，蘇東坡在中國是主要的詩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畫家、書家，善談吐，游蹤甚廣。天生聰慧，對佛理一觸即通，因此，常與僧人往還，他也是第一個將佛理入詩的。他曾猜測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陰影。他在中國繪畫上創出了新門派，那就是文人畫，而使中國藝術增加了獨特的優點。他也曾開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尋找草藥，在中國醫學上他也是公認的權威。他也涉獵煉丹術，直到臨去世之前，他還對尋求長生不死之藥極感興趣。他曾對神懇求，與妖魔爭辯，而且有時他居然獲勝。他想攫取宇宙間的奧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第二個理由是，蘇東坡的生活資料較為完全，遠非其他中國詩人可比。有關他漫長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資料，存在各種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詩文都計算在內，接近百萬言，他的札記、他的遺墨、他的私人書信，在當代把他視為最可敬愛的文人而寫的大量的閑話漫談，都流傳到現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內，沒有一本傳記類的書不曾提到這位詩人的。宋儒都長于寫日記，尤以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為著名；勤奮的傳記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溫。由于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一直綿延到蘇東坡一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蘇東坡并不記日記。他不是記日記那一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于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寫札記，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于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而別人則忙于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當時他以杰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后，都隨手贈與友人。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后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跡題跋約六百件。實際上，是由于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后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札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一。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后，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跡書簡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謫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后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并無悔意，并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至此停下，接著與朋友說話。在座的人以為這是很平淡無味的起頭，而且僅僅兩句，全詩尚未完稿。東坡繼續吃飯談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詩寫完。東坡又拿起筆來，將此首七絕的后兩句一揮而就：

但是，現代我們不要忘記蘇東坡主要是個詩人作家。他當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詩文中有一種特質，實在難以言喻，經過翻譯成另一種文字后，當然更難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為杰作，就因為歷代的讀者都認為“好作品”就是那個樣子。歸根結底來說，文學上萬古不朽的美名，還是在于文學所給予讀者的快樂上，但誰又能說究竟怎樣才可以取悅讀者呢？使文學作品有別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悅于人的聲韻、感情、風格而已。杰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掩沒，甚至歷久而彌新，必然具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發乎肺腑的“真純”，就猶如寶石之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蘇東坡寫信給謝民師時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論貴賤也。”

蘇東坡天賦的才氣，特別豐厚，可以說是沖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寫詩永遠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詩偶爾才達到完美的境界。蘇詩無須乎獲得那樣完美。別的詩人作詩限于詩的詞藻，要選用一般傳統的詩的題材，而蘇東坡寫詩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內按摩筋骨亦可入詩，俚語俗句用于詩中，亦可聽來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詩時所能獨到而別的詩人之所不能處，才使他的同道嘆服。他對文學上主要的貢獻，是在從前專限于描寫閨怨相思的詞上，開擴其領域，可以談道談禪，談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極大之危險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為他經常必須在飯后當眾做詩，通常他比別人寫起來快，也寫得好。他的思想比別人清新，類比典故也比別人用得恰當。有一次在黃州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個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題詩，但是蘇東坡從來沒聽說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筆立即開頭寫道：

王安石在熱衷于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于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松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沖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臺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純良儒臣，寧愿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余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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