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我們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不過到目前為止，還幸而安然無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時，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在他到任謝恩奏章上，他說了幾句朝廷當權派覺得有點兒過分的話。只要他單歌詠人民的疾苦貧窮、捐稅、征兵，那派小人還能裝聾作啞，置之不顧。現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勢力下躥升起來的李定和舒亶。朝政是在無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這類人是唯利是圖隨風轉舵，既無所謂東，也無所謂西。蘇東坡過去曾不斷給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贊美蘇東坡。現在我們想起來，這些小人以前曾經阻擋蘇東坡進京城。萬一蘇東坡蒙召當權，可就真有危險，因為新政的領導人物那時不是已經失勢，便是已然退隱。

蘇東坡到任謝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敘為臣者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以此美缺相賜。但是蘇東坡說：“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隋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新進”一詞，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遷的無能后輩。在過去為新政的朋黨之爭里，這一名詞是固定代表那種含義的。李定和舒亶心想蘇東坡為什會自信能逃得出他們的手心呢？并且他說在他那個年紀，他擔任地方官是因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為官的必然會惹是生非呢？古之文人學者，因為沒有民權的保障，在措詞造句上，便發明出一種極其微妙難以捉摸的表現法，而閱讀的學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樂于尋求含義于字里行間之中。在中國古代，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報紙。蘇東坡所寫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熙寧元豐二年（一○七九）六月，一個御史把蘇東坡謝恩表中的四句挑出來，說他蔑視朝廷而開始彈劾他。數日之后，舒亶，當時尚在御史臺，找了幾首蘇東坡的詩，內容關于農人青苗貸款，農人三個月無鹽吃，還有燕子與蝙蝠爭論的寓言。他說寫的那種詩，顯示蘇東坡不但考慮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亶隨同彈劾表章，附呈上蘇東坡印出的詩集。李定，現今升為御史中丞，也隨后跟上一表，陳述有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一共有四份彈劾蘇東坡的表章。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臺。李定，當年因隱瞞父喪司馬光罵他是禽獸不如，現在擔任檢察官。他挑選了一個極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蘇東坡的官職，再押解入京受審。御史請求，一路之上蘇東坡必須關入監獄過夜，皇帝不許。神宗皇帝從無意殺害蘇東坡，不過這個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調查一番。

蘇東坡在對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自然有憤怒之感、失望之聲，足以表明自己對當道的苛酷批評，罪有應得。

這個消息到達時，蘇東坡是何等心情，我們必須要知道。他到達湖州不久，也很喜歡這個新職位。他常和長子去山林間漫游，同游的還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在蘇東坡記游飛英寺的詩里，他說自己“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他最好的朋友畫竹名家文與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時，他正再度創覽他搜集的名畫，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來到院子去晾。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與可送給他的一幅絕妙的竹子，不覺流下淚來。那天他寫的那一條筆記特別表現他的奇思幻想，記述他與文與可的友情。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

“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嚴重。”

這時通判邁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問：“他是何人？”通判回稟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遞交公文予通判。打開一看，原來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蘇東坡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而已。皇差要蘇東坡立即啟程。

官差允許蘇東坡出發前，歸看家人。根據蘇東坡在筆記上記載，他到家時，全家正在大哭。蘇東坡向他們笑著說出下面一個故事，安慰他們：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蘇東坡，這時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對皇帝說：“我記得蘇東坡弟兄二人中進士時，先帝很高興，曾對家人說，他那天為子孫物色到兩個宰相之才。現在我聽說蘇東坡因為寫詩正受審問。這都是小人跟他做對。他們沒法子在他的政績上找毛病，現在想由他的詩入他于罪。這樣控告他不也太無謂了嗎？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別冤屈好人，老天爺是不容的。”這些話實際上等于遺言。

皇帝問道：“我聽說你會作詩？”

他真是積習難改，當天他又寫了兩首詩。詩里說：“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一首詩是：

皇帝又說：“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

楊樸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

皇帝又問：“是什么詩，可以告訴我嗎？”

于是楊樸把臨行時太大作的詩念出來：

我認為對此案件的判斷，完全要看我們對蘇東坡的批評朝政如何解釋。張方平和范鎮正設法營救蘇東坡，總括起來，他認為坦誠的批評與惡意的中傷顯然有別。我們今天不能不認為那些詩是坦誠的批評，而御史們則認為是對朝廷和皇帝惡意的中傷。張方平指出，詩經是由孔子刪訂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對當時當政者的諷刺，而且邦有道，則坦誠的批評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們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義憤而發，是深恨親愛的君王受辱而彈劾，這也是一種看法。

蘇夫人聽見這首詩，不由得破涕為笑。這故事曾記在蘇東坡的筆記里，但不知是不是他當時現編的。

家中決定由長子邁陪同前往。王適，他一向充任蘇家的塾師，現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來才偕同蘇東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個個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來看太守啟程。根據縣志記載，老百姓都淚下如雨。官差與士兵的態度與辦事的要求，都蠻橫無禮，后來蘇東坡在上哲宗皇帝書中，說他們逮捕太守猶如捕盜。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酒筵錢別。

有人說途中蘇東坡曾想自殺。根據他自己給皇帝上的奏章上說，在揚州渡江時，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記載，開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槳時，他想跳水自殺。那天夜里，月色皎潔，湖上風高浪大。蘇東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閉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給弟弟招致麻煩。在給文彥博的信里，敘述家里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臺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他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圍起來時，女人和孩子們怕得很，那些兵把他們的東西胡亂扔，就如一般兵士執行勤務時一樣。兵丁走后，女人們氣沖沖的說：“這都是寫書招惹的。他亂寫東西有什么好處？把人都嚇死了。”然后焚燒他的手稿，后來東坡發現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而已。

另一御史的彈劾表里，完全是強詞奪理的指責。在蘇東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為張氏園寫了一篇記。在此一篇文章里，蘇東坡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這是孟子對孔夫子參政態度的概要結語。那位御史在他忠君報國的熱情之下，極力想勸服皇帝相信蘇軾正倡邪說異端，實在大逆不道，他說：“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獨蘇軾有不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爾。”

王珪于是沉默無言。章惇，當時還是蘇東坡的朋友，為蘇東坡向皇帝辯解說，龍不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從文學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論。

幸虧詩人陸游曾編有一本歷史，其中包括所有審問蘇東坡的親筆文件。現在我們還有一本書叫“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臺監獄的名稱。此書包括四件彈劾本章、審問記錄全部，蘇東坡的口供、證物，和最后的判詞。陸游勤于寫日記，對蘇東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別愛好，這些遺物是蘇東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見到的。他曾說出這本書的經過。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滅亡時，朝廷官員都向杭州逃難，盡量攜帶珍貴的文件。在揚州，一個名叫張全真的政府官員看到這一份手稿，從朝廷檔案里抽出來。后來，張全真死后，一位姓張的宰相，受張全真的后人請求為先人作一篇墓志銘。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為代價。那家后人只答應交出一半，另一半作為傳家之寶。陸游記載說，他看見全部手稿都是蘇東坡手寫的，還有改正之處，都由蘇東坡簽名，再蓋上御史臺的官印。我們不敢確言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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