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弱點！

有一次，我在播音中提到《小婦人》的作者亞爾各德。當然，我知道她生長在馬薩諸塞的康考德，并寫下了不朽的作品。但我卻沒有留神，我說我曾經到紐韓賽的康考德拜訪過她的老家。如果我只說了一次“紐韓賽”的話，或許還可以被原諒，但不幸的是，我說了兩次。一下子，我被函件和電報包圍了起來，刺激的言辭就像一群野蜂似的圍繞在我不能抵御的頭上。其中有許多是憤怒的，有幾個甚至是侮辱的。

有一位美國老太太，生長在康考德，當時她住在費城，她對我發泄了強烈的怒火。如果我誣告亞爾各德女士是來自紐格尼的食人者，她也不可能再克制了。我讀那封信的時候，我對自己說：“謝謝上帝，我沒有娶那個女子。”我覺得我應該寫信告訴她，雖然我在地理知識上犯了一個錯誤，但她在常規禮儀上卻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我在開始的語句就要那樣寫，然后我要卷起袖子告訴她我真實的想法。而我卻沒有這樣做。最后我克制住了自己。我知道，任何昏頭的傻子都會那樣做，大多數的傻子要做的也正是那樣。

我要超乎傻子的思想，所以，我決意要將她的仇視變為友善，那將是一個挑戰，我所能做的就是玩一個競技。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是她，我大概要和她所感覺的是一樣的。”于是，我決意對她的觀點表示同情。下次我到費城的時候，我給她打了電話，電話中的談話大概是這樣的：

——xx夫人，幾個星期前，你給我寫過一封信，我要為此謝謝你。

——（用明確、文雅、高尚的聲調）請問你是誰？

——對你而言，我是一個陌生人。我的姓名是戴爾·卡耐基。幾個星期前，我播音的時候講到亞爾各德，我犯了一個不可寬恕的錯誤，我說“她曾住在紐韓賽康考德”，那是一個愚笨的大錯，我特為此而感到抱歉。你費工夫給我寫信，真是太好了。

——我很抱歉，卡耐基先生，我寫了那封信，發了脾氣，我必須向你道歉。

——不！不！不是你道歉，而是我應該向你道歉，任何學過一些地理知識的人都不至于犯我所說的錯誤。我曾在那之后的一個星期日播音道歉，現在我要對你個人道歉。

——我生在馬薩諸塞康考德，200年來，我的家庭在馬薩諸塞一直都很有聲望；而且我以自己的家鄉而感到十分自豪。當我聽你說亞爾各德女士生在紐韓賽，我實在很難過，但對于那封信，我真的很慚愧。

——我可以確實地告訴你，你的難過不及我的十分之一。我的錯誤對馬薩諸塞無害，但卻傷害了我。有著像你這樣地位和聲望的人，很少會費工夫寫信給一個在廣播電臺上播音的人，如果你在我的演講中發現了錯誤，我極其希望你再給我寫信。

——你知道的，我確實喜歡你接受我批評的態度，你一定是一位很好的人，我愿意更多地認識你。

因為道歉和同情她的觀點，我得到了她的道歉以及她對我的同情。同時，我也得到了控制自己脾氣的收獲以及友善地報答侮辱的收獲，我從中得到了無限的樂趣。

凡入主白宮的人，差不多每天都要碰到一些人際關系中的煩悶問題，塔夫脫總統就是如此。他深深地感到，同情對于中和厭惡感有極大的幫助。在他的《服務倫理》中，塔夫脫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證明了他是怎樣使一位失望而有志氣的母親從憤怒變得和緩。

華盛頓有一位婦人，她的丈夫在政界頗有勢力，而她卻到我這里來周旋了6個多星期，她希望我給他的兒子安排一個職位。她得到了多數參議員的贊同，并同他們一起來了。然而，她所要求的這個位置是需要技術資格的，而且已經由該部部長舉薦委任了別人。后來，我接到了這位婦人的一封信，她說我忘恩負義，因為我拒絕使她成為一個快樂的婦人。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做的事情其實易如反掌。她還進一步抱怨，她與她的州代表為我所特別重視的一個行政議案十分賣力地爭取到所有的投票，而我給她的報答卻是這樣。

當你得到這樣一封來信時，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一個非禮或有些唐突的人，于是你開始給他回信。

如果你很聰明的話，你可以把這信放在抽屜里鎖起來，兩天之后再拿出來，一般這樣的信札，回答總要遲上兩天。而當你隔開了兩日再取出來時，你就不會再想把它發出了。這就是我所采取的辦法。在那之后，我坐下來盡力給她寫了一封最客氣的信，告訴她我明白每一個做母親的都會在這種情形下感到失望，但那種委任不是只按我個人的好惡進行的，我必須選一個有技術資格的人，所以只得按照該部部長的舉薦進行。我表示，希望她的兒子在他當時所在的位置上作出她所希望的相當于她丈夫那樣的成就。這封信使她息怒了，她給我回了一封短信說，她很抱歉自己寫了之前那樣的一封信。

而我所作出的委任，并沒有即刻確定，隔些時候我接到了一封信，說是由她丈夫寫來的，而筆跡與其他所有的信相同。信里告訴我，因為這次失望，使她變得神經衰弱、臥床不起，并嚴重胃痛，我是否可以將已經委任的人的姓名換上她兒子的，以恢復她的健康？

看來我必須再寫一封信了，這封信是寫給她丈夫的。我說我希望診斷不準確，我同情他因夫人的重病而產生的憂慮，但如果要讓我將已經確定的名字撤換，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已經確定了所委任的人。在接到那封信的兩天內，我們在白宮舉行了音樂會，最先到場并向塔夫脫夫人和我致意的兩個人便是這對夫婦，雖然這夫人不久前還裝過病。

伍勒可以說是美國的第一位音樂經理人，他與世界上的一些著名藝術家打了22年的交道，比如卻利亞賓、鄧肯和潘洛佛·伍勒先生都曾告訴我，在他與那些性情無常的藝術家交往的時候，所得到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同情，對他們可笑而古怪的脾氣表現出更多的同情。在3年的時間里，他一直是卻利亞賓音樂會的經紀人。卻利亞賓是一位最能驚動首都大戲院那些高貴觀眾的、最偉大的低音歌唱家，但卻利亞賓的行事方式就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用伍勒先生自己獨特的語句來說：“他各方面都糟糕得很。”

例如，卻利亞賓會在他演唱的那天中午前后打電話給伍勒先生說：“沙爾，我現在覺得很不舒服，我的喉嚨破得不像樣子，今天晚上我不能歌唱了。”

伍勒先生同他爭辯了嗎？

他知道藝術經理人是不能那樣做的，所以他會跑到卻利亞賓的旅館，對他表示同情。

“多么不幸，”他會惋惜地說，“多么不幸！我可憐的朋友，當然，你不能唱了。我會立即取消這次約定。那樣只會花費你兩三千元錢，但與你的名譽相比，這些錢算不得什么。”

然后，卻利亞賓會說：“也許你最好下午再來，5點鐘的時候來，看那時候我覺得怎么樣。”

到了5點多鐘的時候，伍勒先生再次跑到他的旅館，表示同情。他堅持取消約定，而卻利亞賓會再次嘆息說：“好吧，你再晚一點來看我，到那時我或許會好一點。”

到了7點半的時候，這位偉大的低音歌唱家答應唱了，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讓伍勒先生到首都大戲院的戲臺報告說，卻利亞賓患了重感冒，嗓子不好。伍勒先生謊稱他會如此做的，因為他知道，這是使這位低中音歌唱家能出臺演唱的唯一方法。

格慈士在其著名的《教育心理》中說：“人類都普遍地追求同情。兒童迫切地想顯示他們的傷害，甚至故意割傷或打傷，以此獲得大量的同情。同樣的理由，成人也想要顯示他們的傷害，敘述他們的意外和疾病，特別是開刀動手術的詳情。他們為真實的或想象的不幸感到‘自憐’。實際上，這差不多是人類的一種共同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