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作為西漢的都城，擁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淀和緊要的戰(zhàn)略地位。

然而，在西漢末年、新莽之際，當王莽政權覆滅之后，各路起義軍對長安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綠林軍、赤眉軍等軍閥勢力先后占據(jù)過長安，彼此之間爆發(fā)了殘酷的戰(zhàn)爭，長安因此陷入了嚴重的衰敗之中，古老的帝都近乎淪為了廢墟。

因此，在中興大漢的漢光武帝劉秀手下大將馮異攻取長安的時候，長安城只剩下一副空軀殼，民不聊生，百廢待興。

也即是在這種情況下，漢光武帝劉秀放棄了將長安置為都城的考慮，選擇了中原腹地的雒陽作為東漢的都城。

當然，劉秀的這種選擇并不只是單單因為經(jīng)濟民生的原故，更為重要是簇擁劉秀登基稱帝的勢力，這伙勢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要知道劉秀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十幾年內統(tǒng)一中原，靠的正是他在河北地區(qū)廣泛擁有的政治基礎和軍事力量，他的麾下以南陽人和河北人居多，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偏向雒陽建都。

且若是東漢定都長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修繕長安這座貧乏疲敝的舊都，于東漢開國之初、民生凋敝的情況下，實在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是以漢光武帝劉秀選擇了定都雒陽。

不過長安作為西漢的龍興之地，終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東漢時期，雒陽稱東京，長安稱西京，一般地方郡國長官稱為某郡太守、某國相，唯二的例外便是河南尹，管轄洛陽附近二縣，以及長安所在的京兆尹，管轄長安附近十縣。

長安雖是勢弱，但依舊能與雒陽相庭抗禮。

只是到了近代，雒陽和長安，這兩座大漢的都城，都已是繁華逝盡、流金不再。

雒陽，在國賊董卓為避關東聯(lián)軍的兵鋒之時，被董卓一舉焚之，士民流離，宮室成墟，成為野狐和夜梟的居所。

而長安，在西漢末年就飽受兵災荼毒的舊都，近代兵災更甚，涼州群賊、關中諸將，紛爭相斗于三輔之地，不以養(yǎng)民為念，只圖今日逍遙，三五年間，關中雞犬不復相聞，士民百不存一。

就像今日劉璋在步騎的擁簇下遙望長安城時，他感受到的不是長安的磅礴和雄壯，感受到的不是西漢的興隆和偉大，而是沁入骨脾的凄涼，滿目的荒殘破敗。

在這東漢的末年，西漢已經(jīng)過去的太久遠了，兩百余年的西漢，空余一座長安城，默然的矗立在關中大地之上，無聲無息的呢喃著往日的輝煌。

長安城外，道無行人，野無村居，天地榛榛莽莽，有若混沌初開，唯余生命力頑強的雜草、有一縷機會就瘋狂生長的灌木叢，在沒有人類干擾的情況下，散發(fā)出勃勃的生機。

“誒，李傕、郭汜真是干得不賴啊。”劉璋眉宇間神色凝重，他直直的感嘆了一聲，仿佛夸贊的言語，可語氣里是對李傕、郭汜的濃濃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