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激烈爭奪和瓜分中國，造成中國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這種危機感促成了人們的覺醒，救亡圖存成了當時最緊迫的要求。1898年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失敗了，1900年又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起自山東，迅速發展到直隸、天津、北京，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恐慌。它們決定親自出兵鎮壓義和團，英、美、日、俄、法、德、意、奧八國組織聯軍侵入中國，8月攻入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因為這一年是中國舊歷的辛丑年，所以這個條約被稱為《辛丑條約》。《辛丑條約》的賠款按中國當時人口計算，每人一兩，共計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計高達9.82多億兩，各省”地方賠款”還有0.2億兩以上，這筆巨款相當于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2倍。此條約中白銀4.5億兩的數字已然天價，本息又翻了一倍多，使得當時的經濟跌入低谷。

為了使清政府完全成為”洋人的朝廷”，又從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條約》規定，以海關稅及鹽稅作為償還賠款之用，但這兩項稅收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項財政收入。控制海關就基本上能夠左右中國財政。列強在北京強行劃定的”使館區”，由各國派兵保護。以武力為后盾的公使團成了清朝的太上皇。將大沽炮臺和從大沽到北京的沿線炮臺”一律削平”。準許各國派兵駐扎在北京和山海關鐵路沿線12個戰略要地。隨時對清政府進行軍事控制。這樣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

這時遠在河南信陽的舉人陳善同也拍案而起，在得知條約內容之后，陳善同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悲慟欲絕的他暈倒在地，人事不知，經醫師診斷為:悲怒過甚，需靜養修覆。陳善同在病榻上寫下：神州陸沈，國難驚心。

陳善同，字雨人。陳家詩書世家，祖上明朝初年從湖北麻城北上，先祖陳恪一脈就在相距300裏不到的信陽安下家來。陳家人經過明清兩代500年的繁衍生息，遂在豫南形成大姓家族，方圓百裏的世代書香之家，賢達聞世受人尊重。

陳家重教尊儒詩書傳家，循正統科舉禮教，代代官宦層出不窮。陳善同的祖父陳夢蘭1852年（咸豐二年）壬子科進士出身，歷任清廷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刑部主事、郎中，工科給事中、江南京畿道御史、湖北荊州府知府。陳善同的父親陳嘉麟年事不高，詩書滿腹，博學強識兼工書法。曾援例捐任江蘇通判，但辭未就任。陳父不到而立之年，就溘然而去。陳善同出生在清德宗皇帝光緒二年，那時候距離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了16年，“火燒圓明園”和“太平天國”的外憂內患并沒有使得清廷覺醒，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正在越來越深重。

陳善同的祖父陳夢蘭被高郵州知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所震撼，這些年反覆摩挲魏源于1842年寫成50卷的《海國圖志》。他也反覆思量魏源的話“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只有“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在1852年獲得進士出身后，他也追隨魏源的思想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父親陳嘉麟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的追隨者。他少時最愛馮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1896年四月，《萬國公報》的編者沈壽康，在《匡時策》中說:”中西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嘉麟也甚是認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和行動的指南，父親陳嘉麟深以為然，堅定不移執行。

陳善同自小智力超人，聰穎異常。在祖父和父親的影響下。小小年紀就熟讀經史，對于宣傳先進思想的《海國圖志》和《校邠廬抗議》，陳善同也是從小接觸。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陳善同鄉試中解元。外國侵略者用堅船利炮炸開了中國的國門，辛丑條約的簽約，如同黑云壓城城欲摧，對國家對民族長遠負擔的烏云從此圍繞在中國的上空，久揮不去，陳善同小小年紀已經明白“一身轉戰三千裏，一劍曾當百萬師”的冷兵器神話不會再有，現在他能做的不過是“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1901年11月7日，陳善同和一見如故的同為舉人的好友甘以敬游震雷山，在震雷山山頂陳善同嘴唇喃喃顫動，兩行清淚緩緩滾出。陪同的摯友甘以敬道:”善同老弟，年紀輕輕，有何心思放不下，且放寬心!陳善同悲憤的說：“這大好河山，怎忍心盡付賊人之手，堂堂大清朝，怎么會淪落至此。”甘以敬也感于如今國家淪喪，報國無門，兩位年紀相差11歲的莫逆之交在山頂抱頭痛哭。

各省”地方賠款”層層下派，勒令上繳。信陽多山地，賠款稅負實在無力承擔，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陳善同聽聞翰林院修撰張謇興辦大生紗廠一年純利10萬兩，不由看到了曙光。緝私拿統領、茶業公所成員的蔡祖賢也日夜憂心需要上繳的賠款，于是陳善同求見自己未來的岳父緝私拿統領蔡祖賢一起去南通拜訪張騫以求破解之法。原來陳善同自小記憶力超強，能記誦不忘，小小年紀就熟讀經史，且秉性執著堅韌，收放有度，有一番遠大抱負。蔡祖賢認為陳善同乃千裏駒也，異日不遜乃祖，于是早早為家中愛女芝蘭求取婚約，以期得一光耀門楣的佳婿。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陳善同鄉試中解元，果然不負蔡祖賢所望，于是蔡祖賢對這個未來女婿更是滿意，他聽到未來女婿陳善同有此想法，甚是讚同，于是相約一起趕赴南通求見張謇。

在南通，二人見到了這位傳奇狀元張修撰。張騫很客氣的接見了所有問詢的人，時國家水深火熱之中，他明白實業救國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動起來。他向二人講述了他的心生：“1898年閏三月，我因丁憂期滿，按照慣例回京到翰林院銷假。此時正是帝后兩黨激戰方酣，維新派則爆發出強烈的政治熱情。我協助老師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議，敦促朝廷調整政策，促進工商業發展。不久老師翁同龢卻被慈禧罷官。我聞訊作《奉送松禪老人歸虞山》詩贈翁同龢，并前往火車站泣淚送別。老師翁同龢的遭遇，使我目睹了官場的險惡；7月21日，我請假南歸，繼續我的“實業救國”。 1899年4月，擁有2.04萬紗錠的大生紗廠建成投產。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甚至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我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莊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在走投無路之際，我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議，破釜沈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后幾個月裏，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不但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而且還略有結余。大生紗廠終于生存了下來。投產后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聽到紗廠的利潤，二人瞠目結舌，陳善同喃喃地說：“我們信陽也可以辦紗廠嗎？”張騫搖搖頭，“因地制宜，因勢選物，你們要按照你們的優勢選擇最合適你們的產品發展，不能一樣東西走到頭，最后惡性競爭，吃力不討好。”張騫是經驗之談，他講了很多關于地理位置、地方特色、時令、人文特色的選取平衡。

張謇苦笑說：“我棄政從商，振興實業是為了對抗設在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企業。我興辦實業，也是為了“養民”。經濟興旺才是一個國家繁榮的根本。有了錢我們的老百姓也就不至于這么困苦了。”他向陳善同和蔡祖賢提出了重工主義。他認為采用新工藝、新技術是當前經濟發展首要解決的問題。二人不住點頭，好像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陳善同將信陽的風土人和詳細說與張謇：“北齊天保五年(公元554年)，高僧慧思來到光州大蘇山結庵，開壇說法，”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在長達14年之久的歲月裏，他造金字般若27卷及法華琉璃寶函，為僧眾宣講法華、般若二經，完成《法華安樂行》、《立誓愿文》等著作。傳法之余，慧思還率徒躬耕蘇山，辟荒種茶，辟池種蓮，并在大蘇山山陽一處如削如劈的天然石壁上，刻下”住大蘇山慧思開石，甲戌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記其深山修持之愿。后來智顗冒著戰火慕名千裏投奔大蘇山，師從慧思7年，苦心修習”法華三昧”，精研《法華經》，一日突然開悟，心思豁然開朗，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大蘇開悟”。智顗在大蘇山學識精進，定慧雙修，創立了”三諦圓融”、”一念三千”、”一心三觀”等系統的天臺宗佛學理論，于公元567年受師慧思指派率法喜等27人前往建康傳法，后于公元575年入浙江天臺山建國清寺，開宗立派，弘揚佛法，創立佛教天臺宗。智顗一生著述甚豐，佛著曾先后傳入朝鮮、日本。日本天臺宗佛教徒盛讚他為“中國的釋迦牟尼”、“天臺智者大師”，日本僧眾曾多次率團專程到凈居寺尋根探祖。神龍二年(706年):律宗大師道岸(光山人)，從長安宮庭辭歸故鄉，在大蘇山原慧思結庵禪觀處，建造凈居寺，造凈居塔(紫云塔)于大蘇山頂，率徒植龍柏、銀杏、花卉、靈草;鑒真師事道岸，隨之到江淮地區，以凈居寺為中心，傳教說法。自此，凈居寺為律宗寺院。從道岸受具足戒學律范的玄朗，學成后，被推為天臺八祖。凈居寺是中國第一個佛教宗派--天臺宗的始祖庭。禪茶一味，有禪的地方必有茶，信陽氣候溫和，多水氣充沛的山地，非常適宜茶樹生長。陸羽在《茶經》中將光州、義陽茶列為淮南茶之首，歷史上陸羽《茶經》記載“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又下。”北宋新舊兩黨斗爭激烈的時候，作為保守派的蘇東坡反對王安石變法，觸犯改革派的利益，所以他們就找了一個借口，將他下獄;最后雖僥幸保住性命，但被發配到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元豐三年大文學家蘇軾正月出京，正月十八到蔡州。時值寒冬，大雪紛飛，蘇軾在蔡州停留幾天后，經過息縣，渡過淮河，來到義陽浉水河畔，駐足浉水，以水煎茶，鑒水品茗，遂把浉水評為“天下第四十六泉”，并讚嘆“生斯土者，往往多稟清氣，具風骨之士，不可謂非山水之靈也”。蘇軾來信陽前，在杭州任職時，皇上曾派賜他一包名茶，品后倍感清雅鮮爽，是自己從未飲過的。當時，他已遍飲杭州、福建等地名茶，但這種茶與它們色香味迥異，風格獨特。而且他知道皇上也不會再賞賜那些茶，但究竟是什么茶呢？這個謎團一直未解，直到這次他在信陽再品嘗到這種茶，才恍然大悟，皇上賜他的原來是信陽茶。于是，他才得出“淮南茶，信陽第一”“品不在浙閩之下”的論斷。蘇軾出信陽城來到光山凈居寺，與凈居寺和尚居仁每日吟詩作賦。凈居寺已成了蘇東坡的靈魂家園，蘇東坡在此地寫出了著名的《游凈居寺》，其中寫道“回首吾家山，歲晚將歸焉。”“吾家山”，蘇東坡已經將那裏當成了自己的歸宿了。此間還有詩《梅花二首(光山度嶺作)》，是為詩壇千古名唱。后又有”去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欲斷魂”、”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句，前后詩出一事，成為詩壇膾炙人口的詩話故事。蘇東坡達到黃州后，還念念不忘凈居寺，常寓凈居寺”第以福鄉靈境，故往往寄嘯而逃禪焉”，選寺后山陽半腰一平地，建讀書堂。蘇軾《梵天寺次韻》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茫屐。唯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先后幾次回到凈居寺，在那裏流連山色，談佛論經，讀書閱讀，低吟淺唱。其第蘇轍，好友黃庭堅、佛印、道潛、陳季常相繼到蘇山造訪。淮南六州設十三榷茶場，信陽產茶的盛況沈括在《夢溪筆談》有記載，他記錄了嘉佑六年的交易量：“十三山場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三十萬七千二百一十六斤”。信陽既造當時主流的片茶，也造磚茶。宋代曾一度以磚茶作為通貨與內蒙古進行茶馬交易，早在宋景德年間已有成批茶葉運往邊地，在張家口與蒙古一帶進行茶馬交易。可以推想，如此巨大的產量，茶園也必然廣袤于山野。但到了明末，因茶稅過重又遭匪劫，茶樹遂斬伐殆盡，曾經輝煌的茶區，衰敗無聲。”張謇建議二人去六安走一走，兩地地勢相近，風土相和，六安盛產瓜片茶，瓜片茶也是中華傳統歷史名茶，在唐代被稱為“廬州六安茶”;在明代被稱為“六安瓜片”，為上品、極品茶;清為朝廷貢茶。根據六安史志記載和清代干隆年間詩人袁枚所著《隨園食單》所列名品，以及民間傳說，六安瓜片于清代中葉從六安茶中的”齊山云霧”演變而來，當地人流傳”齊山云霧，東起蟒蛇洞、西至蝙蝠洞、南達金盆照月、北連水晶庵”的說法，六安瓜片原產地應該在齊頭山陳圍山區，現暢銷江淮之間和長江中下游一帶，京津地區，遠銷港、澳、臺地區及東南亞、歐探仔腿、美市場。1856年，慈禧生同治皇帝后，方有資格每月享受十四兩六安瓜片茶的待遇。說著張騫讓人將自己珍藏的瓜片送與二人，張騫鄭重的說：“千裏之行，始于足下。中國的未來有賴諸君了。我期望看到有一天淮南重現那茶經中的絕頂好茶，產量翻倍，暢銷國內外。我現在已經可以聞見諸君身上的茶香了。”

看著一身重擔還對二人不吝賜教的狀元爺，陳善同和蔡祖賢不自覺的承擔起了這一方家國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