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前進到民國25年，也就是公歷1936年，劉建業在陸軍大學的最后一年，課程上升到了軍和軍級以上作戰集團的戰術和整個國防問題。國內局勢相對前幾年較為平靜。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隨著汪精衛赴歐洲療養，以其為首的小集團的主要骨干相繼辭職，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未遂而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對日本的批評論調，開始在國民政府要員的公開談話和文章里逐漸出現。就連一向對日妥協，高喊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也指派其親信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系，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劉建業以歷史過來人的感覺知道，即使是國民政府也已經對日本在中國肆無忌憚的擴張開始有了擔心，擔心這種擴張威脅到國民政府在國內的統治基礎。這怎么著也算是一個好的苗頭，劉建業這樣想著。

陸軍大學現在的學習，主要是使用國防要地的地圖做想定，進行圖上研究，每周有兩次或三次馬術教練或野外騎乘。圖上研究完畢后，陸軍大學組織學員到山東、河南一帶做一次參謀旅行。兩軍在戰場形勢決定后，就在這種形勢下，研究參謀業務和后方勤務，側重兵站的設置和交通通信、情報等業務的演習，以后再隨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各種業務的作業，總使學員們對于軍戰術的一切業務都做到十分純熟。德國顧問在這一次的指導，是用兩軍對陣的形式表演的，生動有如實戰，更使劉建業信服。

就在這個時候，2月26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兵變。雖然，兵變很快被軍部鎮壓。但是，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后，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拉攏作為華北主要駐軍的各地方軍勢力，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范圍內。劉建業感到，現在的國內局勢，表面的平靜下掩藏著很大的危機，各派系都在進行著各種形式的博弈，尋找著對自己理想的定位。用一句話來總結的話，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夏季到來，暑假也開始了，學員們按照陸軍大學的統一安排，到海、空軍學校和基地見學，使學員們認識海、空軍的戰術和現狀，為最后一學期的大軍戰術-陸、海、空軍協同作戰的研究打下基礎。劉建業被安排到海軍實習。雖然，劉建業從歷史書籍里知道，民國時期的中國海軍，實力相當的弱小，但是，到了真實的場景里，劉建業還是感到深深的震驚。大多數的軍艦，實際上只具備內河航行的能力。有的軍艦，甚至還是清朝政府時期購買的，在航行的時候，都必須要小心翼翼，不能做較大的機動動作，以避免損傷艦體。海軍的主力艦只里面，噸位最大的三海艦，艦齡都很大了，維修保養都成困難，彈yao供應也不足，只有平海，寧海兩艦艦齡較短，相對先進，但是噸位都太小，做做教練艦訓練海軍官兵還可以，真正要拉出去出海作戰，可就實在太難為它們了。就連作為內河的長江的防務，也只能主要依靠江陰，江寧，湖口，田家鎮，馬當，石牌等沿江的各要塞的少量要塞炮。盡管，中國的海軍官兵們，都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精心的維護著每一艘軍艦，盡量使它們保持在可以作戰的狀態。可是，他們的裝備和未來的作戰對象，世界第三位的日本海軍相比實在是太陳舊和落后了，即使他們每個人都奮勇作戰，他們在戰場上的命運，也早就被注定是一場慘烈和悲壯的悲劇。站在中國海軍的軍艦上，看著在長江上肆意航行，無所顧及的浪翻中國人的小木船的日本軍艦，劉建業的手緊握著，狠狠的砸在軍艦的護欄上，牙齒緊咬。海軍，我們的中國海軍，什么時候，你才能真正的揚波于萬里汪洋，讓所有的對手對你充滿敬畏？如果有那么一天，那么這一天，需要我們等待多久才能真正的到來？我們的國家不能有海無防，奮起吧，中國海軍!劉建業心里不斷的祈禱著，希望有天上的神靈，能夠聽見自己的聲音。

陸軍大學的最后一個學期，著重研究大軍戰術和整個國防問題。照常是本國教官、德國顧問每周各擔任兩個上午。本國教官的授課由楊杰親自主持，研究院主任張亮清等高級教官為輔。在圖上研究后，再由楊杰親自率領到隴海鐵路沿線做一次參謀旅行。接下去還做一次戰史旅行。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在隴海路決戰時，楊杰是蔣的參謀長，所以對這次旅行指導得十分精彩。各地駐防高級將領都前來見學。德國顧問在這一次參謀旅行中更是賣力。回校后，學員們還在校內做了一次高等司令部的演習。然后，學員們再到軍事各部門和交通、鐵道等部門見學一段時期，俾能了解政府中軍政各部門的組織。每星期一的紀念周，總由楊杰親自作報告，或邀請名人演講，其內容主要是國際問題和經濟問題，都是與國防有關的。對于這樣的教學，劉建業認為，比起后世的中國那種流水線生產一樣的教育，這種教育實在是很有實際意義，也很生動，學習的都是實際需要的東西，而不是那種讓人昏昏欲睡的聽了半天卻不知所云的東西。

7月，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國民黨內的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后犧牲之決心”。當學員們紛紛談論這些話的意義的時候，劉建業卻很不以為然。漂亮話，狠話，誰不會說，我說這種話的水平，絕對不比你蔣委員長差，他蔣某人還不如把話改成，如危及蔣某人的政權的生存，則必出最后犧牲之決心。不把你逼到退無可退，你蔣某人絕對是不會和日本人兵戎相見的。當然，這些話，劉建業可是對任何人都沒有說，他還不想進江東門的模范軍人監獄。那個地方，進去了可是沒有幾個能活著出來的。

九月間，兩廣地區的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桂系發動的兩廣事變，被蔣介石以武力平息，結束了兩廣與南京政府對峙的狀態。這場鬧劇一樣的事件，并沒有讓劉建業感到有什么值得重視的。廣東陳濟棠打著抗日的旗號，拿著日本人的援助，請著日本的軍事顧問，怎么可能是真心抗日？活該他落得一個眾叛親離，通電下野，灰溜溜的走人。

這一年的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后，中央軍委指示紅三十軍、五軍、九軍和四方面軍總部共21000余人，在徐向前、陳昌浩統帥下組成西路軍，進軍河西走廊，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以及在河西地區創立革命根據地，打通國際通道的“作戰新計劃”。在劉建業的記憶里，這一次的遠征是以基本全軍覆沒告終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最終批準這個計劃的居然不是中共中央或者中央軍委，而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劉建業對于這個組織，從來都是沒有多少好感的。倒不是他討厭共產主義，作為在偉大新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里出生成長的一代人之一，他向來認為，中國的事情，不論怎么亂，都輪不到外國人和組織來指手畫腳。而這個共產國際偏偏就是在這個問題上觸到了劉建業的忌諱。從共**建立到大革命，再到江西蘇區，這個組織在劉建業的眼里，就是純粹的陰魂不散，派來的幾個外國人特使，都以太上皇自居，動輒發號施令，胡亂指揮，完全是圍繞著蘇聯的利益來安排中共的事務，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里，居然要求中共在東北發動武裝暴動，以武裝保衛蘇聯。這是什么事，要中國人犧牲自己民族的利益，來武裝保衛蘇聯，保護蘇聯在中國的特權，簡直就是荒謬。派回國的幾個人里，王明和康生等人，還有幾個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除了整人和亂殺人，別的本事都稀松平常。再說，劉建業也對打通所謂的國際通道的作用，也深為懷疑。歷史上，抗戰時期，塞北的八路軍也曾經短暫的打通過所謂的國際交通線，可是，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中國共**的東西是什么?一批馬列主義書籍，僅此而已。

就在這一年的11月底，劉建業從陸軍大學以還算優秀的成績畢業了。同時，劉建業還收到了兩份文件。一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發出的銓敘軍銜的命令，劉建業同學大概是靠著出身黃埔，陸大畢業，土木系成員，還有一些好運氣，居然沒有在許多高級軍官由高降低的時候，被升了一級，成了陸軍上校；還有一份是軍令部的命令，他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8軍11師33旅旅長，原66團團長職務由胡璉接任。劉建業現在可以說真的是運氣來了，連城墻都擋不住了。

劉建業從南京趕到駐扎在韶關至衡陽之間的平漢鐵路沿線擔任護路和筑路任務的33旅駐地接任以后，沒有過上幾天，一個爆炸性的消息，就傳遍了中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