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落幕以后，從南到北數千公里范圍的廣闊戰場，暫時進入了一種相對平靜的狀態。在經過這樣一場雙方動用兵力總和超過一百萬人，歷時數月之久的大規模會戰之后，無論是中國方面，還是日本方面，都不得不對剛剛經歷血戰的部隊進行休整重編。

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后，戰線延長，兵力分散，財政經濟困難。為了實現其早就確立的“以戰養戰”的作戰指導原則，日軍不得不改變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停止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改取以保守占領區為主的方針，逐漸轉移其主要兵力打擊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并將重點置于華北，相繼從華中、華南及日本國內抽調7個師團又5個旅團加強華北方面軍。日軍企圖以此來確立起對華北地區的有效占領，從而獲得更多的穩定的戰略資源的供應，以滿足其不斷擴張的軍事野心的需要。

國民政府在丟失武漢以后，正式遷往重慶，開始以中國西南地區為大本營，對日本的不斷侵略進行持久抵抗。參加武漢會戰的數十個師的部隊，則分別撤退新駐地，進行休整和補充。軍委會則對各部隊的駐防和部署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階段的正面戰場作戰形勢。

就在這種抗戰進入艱難時期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內的一些人，開始變得不那么安分起來了。

日本內閣的近衛首相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以后，向來以孫先生的忠實門徒自居，自認為是中山先生最適宜的繼承者，國民黨內的第二號人物，長期以來的國民政府內最大的親日派，汪精衛從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氣味。不甘于長期居于蔣介石之下的汪精衛感到對自己來說可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就要來臨了。

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的機會，多次暗示國民政府沒有關閉調停之門，愿意與日議和。而這時日方也已經通過汪精衛的親信，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的梅思平向他轉達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門戶的意見。

入秋的上海。沒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區東體育會支路上的一座無人居住的洋房一時間熱鬧起來。在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密謀策劃著。

11月20日，筋疲力盡的中方代表在《日華協議記錄》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日華協議記錄》包括三個文件，后來就簡稱為重光堂密約。這份密約是被梅思平縫在西裝的馬甲背心里帶回重慶的。協議規定：（1）中日締結防共協定，中國承認日軍防共駐扎，內蒙地區作為防共特殊區域。（2）中國承認滿洲國。（3）日本僑民有在中國居住、營業的自由，日本允許廢除在華治外法權，并考慮歸還在華租界。（4）中日經濟合作，特別是利用、開發華北資源，承認日本有優先權。（5）賠償日僑損失。（6）協議以外的日軍，于兩國和平恢復后，開始撤退，兩年內撤完。日汪雙方共同承認上述解決時局的基本條件后，汪精衛等人應立即同中國的最高統帥斷絕關系，并聲明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實現日華合作和執行****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區成立新政府，建立5個到10個師的軍隊。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現在汪精衛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當著梅思平的面對汪精衛說：“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連點頭說是決定了。

為了實現自己登上中國最高政治寶座的夙愿，汪精衛最后還是選擇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

汪精衛最初打算是出逃到昆明或其它地方實力派控制地區，建立與國民政府相對抗的親日政權，促成對日妥協。早年受汪精衛提攜和資助赴美留學的陳公博是汪精衛的忠實親信。在得知汪精衛要出逃的消息之后，大吃一驚。他雖也傾向于和談，但并不贊成分裂中央。幾番猶豫之后，陳公博還是跟隨汪精衛出走。12月7日，外出的最高統帥突然回到重慶。汪精衛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動推遲。12月9日，最高統帥召集重要人員會議。此時的汪精衛一邊擔心計劃泄露，一邊還抱有一絲幻想，希望最高統帥能忽然轉變，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著反黨叛國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最高統帥應汪精衛之請，單獨與他會談半小時。這也是兩個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會面。這對十幾年來不斷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的政壇宿敵，異常平靜的分道揚鑣。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最高統帥在日記中只簡短地寫了一句：“上午，與汪談黨政問題…”

12月18日，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等人借口講演，從重慶逃往昆明。跟隨汪精衛出逃的有陳璧君，汪的死黨曾仲鳴，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他的女婿何文杰，還有他的秘書陳昌燾。

12月19日，汪精衛、周佛海、陳璧君、陶希圣、曾仲鳴一行飛往越南河內。21日，陳公博從成都經昆明到河內。29日，身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最高統帥發出“艷電”，公然說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宣稱愿以日本首相近衛提出的“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中國抗戰的目的在于謀求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條件，中國可以保全下來，那么抗戰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近衛三原則聲明（第三次近衛聲明）”，強調要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要和“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向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這一聲明意味著，日本方面要在中國內部尋找愿意與他們合作的高層人物，建立一個傀儡政權作為維護日本在華所謂特殊利益的代理人。而這個代理人，很顯然非汪精衛莫屬。在所有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人物里，只有汪精衛的級別和政治聲望最符合日本方面的需要。這個聲明是根據重光堂密約而擬訂的。但由于受到陸軍方面的反對，聲明中沒有體現出汪精衛方面提出的兩年內撤軍的要求。

為了給抗戰中的國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顯他的主和立場，第二天，汪精衛向日本提出四點希望。汪精衛還建議日本以摧毀中國戰時首都為目的，對重慶施以致命的轟炸。在他的提議之下，日軍決定實施《陸海軍中央航空協定》，從1939年1月開始，以更大規模對重慶地區進行血腥轟炸。

劉建業是在自己的臥室里聽著收音機的時候，聽到汪精衛所發的“艷電”。

“這個汪兆銘，終于還是忍不住了。”劉建業聽完了“艷電”，并沒有任何的驚訝，只是隨手關掉了收音機。

“小妹，我早就告訴過你，這個汪兆銘不是甘于寂寞的人，只要他找到他自認為有利的時機，他肯定會跳出來的。”劉建業對著自己的妻子說著。

趁著戰事暫時趨于平靜，劉建業也送信到寧波的老家，告訴家里人，最好收拾家里的重要資產，轉移到澳門去居住。劉老爺子在接到信以后，也認為兒子的這個想法很有道理，于是自己帶著家里的主要人員，南下前往澳門，只留下劉建業的大哥大嫂看管祖業。劉家一行人到了香港以后，劉建業的妻子王靖蕓卻不愿意在跟隨大家一起到近在咫尺的澳門，一心要轉向前往湖南，和丈夫團聚。劉老爺子認為這是女人應該的本分，所以，也就派了幾個人護送著兒媳婦輾轉到了位于湘北的小城平江。

“大哥好像預先就知道了一樣。以前，你和我說的時候，我還不相信他這樣的大人物，居然也會背叛國家民族。”王靖蕓看著劉建業說著。

“這叫政治預見性。追逐利益是人的天性，這并不奇怪。只是追逐利益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一些是可以用的，有一些則是不可以用的。是所謂大丈夫有可為，又不可為。”劉建業可不想因為自己知道歷史發展方向而多做什么預言，結果被看成是怪物而被拿去研究，即使是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他也要小心的掩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