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憩廬的路上，蔣緯國想了很多。

在后世大多數中國人的感覺里，導致抗日戰爭正式爆發的“七七事變”是一根導火索，徹底引爆了中日全面戰爭這個火藥桶，而“七七事變”之前的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華北事變、長城抗戰等諸多的中日軍事沖突，都是讓中日關系高壓鍋走向爆炸臨界點的加溫，“七七事變”爆發后，中日兩國立刻全力以赴地大打出手，拼個你死我活。實際上，真實的歷史并不是這樣的，“七七事變”其實也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歷史上的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軍方高層在如何處理這場事變上分成兩派，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一派主張不擴大，以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為首的一派主張趁機全面開戰，總體而言，日軍高層決策機構在七七事變爆發后并沒有打算全面侵華，是否全面侵華還處于搖擺不定的態度，并且石原莞爾的“不擴大”主張占了一定上風。在這個時候，如果國民政府再次委曲求全，七七事變很有可能會被當成一件“小事”，以地方沖突的名義被解決，中日繼續原先各懷鬼胎的非敵非友的關系。如果要把事情說得更清楚的話，七七事變后的中日局勢是這樣發展的：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在盧溝橋爆發。事變爆發后，中日雙方高層都沒把這件事當成全面開戰的一個信號，日方高層爭執不休，中方高層也爭執不休。當時負責保衛河北省的是宋哲元，河北省境內的國軍是宋哲元的第29軍。歷史上，宋哲元在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打得虎頭蛇尾，把北平天津都不戰而棄，為什么他會這么做？為什么他又敢這么做？宋哲元的做法看似臨陣脫逃，其實不是的，因為國民政府并未下令讓他全力死戰，而是向他指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畢竟當時沒人知道七七事變會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是戰是和？國民政府根本就沒有決定，舉棋不定、猶豫不決，既然上級并未發話“全力開戰”，宋哲元自然不會全力戰斗，再加上他的私心（宋哲元是西北軍成員，想把河北省變成他的軍閥地盤），所以宋哲元打得心不在焉，最后全面撤退。如果全面抗戰真的因為七七事變而完全地爆發了，宋哲元居然丟棄北平、天津以及半個河北省，他肯定是要被槍斃殺頭的，但就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還沒決定究竟打不打，加上宋哲元私心作祟，所以他三心二意，不知道該怎么辦。宋哲元丟棄平津和河北省時，中日兩國還不算是戰爭狀態。

首先，七七事變是日軍“華北駐屯軍”擅自搞出來的，并不是東京方面下達的命令或指示，雖然后來得到日本軍方很多高層的支持，但始終不是日本軍方決策機構的本意，直到淞滬會戰爆發，日本軍方決策機構才鐵了心地決定全面侵華；其次，七七事變爆發后，中日高層都感到措手不及，一時間都沒考慮好是打是和；第三，中方前線指揮官宋哲元當時十分茫然，他個人不怎么愿意打，因為他擔心自己真打了，會把自己的部隊、自己的老本給打光；第四，蔣介石也沒要求宋哲元必須打，他擔心真打了，會讓這件本可以大事化小的事變徹底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從而適得其反、因小失大。蔣介石要求宋哲元“不打，也不退”，但是，宋哲元自作主張地退了，導致平津淪陷。

七七事變爆發后，宋哲元心不在焉地抵抗了幾場，然后帶著部隊放棄平津地區，退到河北省中部的保定地區，宋哲元這么做，一是幻想七七事變能和平解決，自己還能再回平津；二是為了保存實力，不愿意去跟日本人死拼，但在日軍得寸進尺的追擊下，局勢徹底失控了，中國軍隊失去抵抗的先機和條件，丟掉了整個河北省。宋哲元在撤離平津時，委任張自忠為天津市市長，負責跟日本人進行周旋，使得張自忠背上了漢奸罵名。問題關鍵是：七七事變已經爆發，張自忠為什么還能以天津市市長身份跟日本人進行周旋？因為七七事變并非中日正式宣戰，就連開戰都算不上，就是一起“地方武裝沖突事件”，所以七七事變后，中日還能繼續談判，而北平和天津的淪陷都不算是“在戰爭中被敵軍攻克的城市”，而是宋哲元為和平解決此事、為保存實力而“讓出去的城市”。中國高層爭論不休，日本高層也爭論不休，中國軍隊前線部隊茫然不知所措，日軍前線部隊違抗上級命令，欲壑難填地不斷進攻，北平、天津、河北省，就是這樣被中國軍隊稀里糊涂地丟掉的。需要重點說明的是，宋哲元在平津向日本人示好以及帶部隊撤退的行為都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蔣介石為此而嚴加怒斥宋哲元。蔣介石已傾向于跟日本人開戰，華北戰場的未戰先敗，讓他憤怒震驚不已。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后雖然也幻想能和平解決，雖然沒有決定是否開戰，但沒打算靠割地求和來解決事變。七七事變發生于7月7日，十天后的7月17日，蔣介石就發表了廬山講話，表明抗戰決心。

值得一提的是，宋哲元在西安事變里明確表態支持蔣介石，多次呼吁和平解決，確保蔣介石性命安全，所以很得蔣介石的好感，因此盡管他在華北一再失策，丟了平津和河北省，蔣介石念在他在關鍵時候沒有對自己落井下石，以前長城抗戰也有功勞，所以也沒有太追究。而作為對比，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丟了山東省，并且他在西安事變中表態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并且在抗戰初期還密謀聯合四川省主席劉湘一起倒蔣，蔣介石肯定忌恨他，所以他掉了腦袋。

七七事變在華北爆發了，由于蔣介石的舉棋不定和宋哲元的三心二意，所以中國軍隊在華北很倉促很迷茫地打了幾場仗后就不戰而退，日軍立刻得隴望蜀，席卷平津和河北省（日軍席卷河北省并非日軍統帥部的命令，還是前線部隊的擅自做主），這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此時，因為各方面的原因，蔣介石認為中日已經全面開戰（這個“認為”是不是誤判，確實不好說），所以決定把日軍進攻重點引誘到華東地區，引誘到上海（這個戰爭國策是蔣百里、陳誠等人極力支持的，蔣介石也擔心日本由北向南全面推進），接下來，1937年8月13日，張治中指揮精銳部隊第9集團軍攻打上海的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但是打了六天六夜也沒打下來，8月19日，日軍正式增援上海，戰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中日戰爭真正開始。

日本這方面，一開始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高層陷入激烈爭執，還沒有決定全面侵華，甚至也打算大事化小，但是，中國軍隊居然在上海“主動進攻”日軍，同時，中國軍隊又在華北一潰千里（宋哲元帶部隊撤退），并且中國軍隊在上海以十打一也久攻不下，這三件事立刻刺激了日本人，日本人一是惱羞成怒，因為中國軍隊居然主動開戰（日本人不認為七七事變是開戰，只以為是地方沖突），二是中國軍隊戰斗力低下在實戰中暴露無遺，三是華北地區的日軍一下子掠地千里，獲得豐厚戰果，日本人不可能再吐出來。頓時，主戰派聲音一下子壓倒了主和派。因為中國軍隊在上海主動攻打日軍，石原莞爾等主和派被迫辭職，日本軍界高層徹底沒了和談念頭，清一色地決定全面侵華，這才使得中日全面戰爭真正地爆發了。

理清前因后果，可以明白：七七事變爆發時，中日還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的（肯定是在中國讓步的前提下），但八一三事變爆發后，中日只能全面開戰。七七事變是日軍挑釁，八一三事變是中國軍隊先下手為強，前者是后者的誘因。即便七七事變爆發，中日還是可以和談的，國民政府是可以繼續拖的，使得戰爭再次被推遲爆發，從而贏得更多的時間。如果蔣介石真是一個“投降派”，他肯定不會真開戰，而是再次讓步地進行和談，并且七七事變以和談方式解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蔣介石最終還是選擇開戰，一是蔣介石本身并不是真的“投降派”，二是蔣介石“誤判”局勢，日本人畢竟“欺人太甚”，蔣介石并不知道日本高層的真實企圖（以和談方式解決七七事變），即便他知道了，也不太會相信。實際情況是：日本人打算用和談方式解決七七事變，但日本人前科累累、劣跡斑斑，蔣介石已不敢再相信日本人的“誠意”，一個經常撒謊的人突然說真話也沒人會相信，所以，雖然國民政府本可利用這次談判與日本進行周旋，盡量贏得更多時間，但在蔣介石看來，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出擊。

石原莞爾，這個人在“七七事變”前后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蔣緯國是知道石原莞爾的，此人非常不簡單，號稱“日本第一兵學家”，并且名至實歸，確實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家，不幸的是，他生對了時代，但生錯了國家，二戰期間的日本舉國瘋狂，整個國家就是一個精神病院，七千萬日本人%都是瘋子，就他一個人保持清醒，那他反而就是不正常的人了。石原積極策劃和實施了“九一八事變”，但在日本成功吞并掉中國東北后，他卻全力以赴地謀求“中日親善”，堅決反對進一步地侵占中國，看似立場奇怪，實際上是出于非常深刻、非常冷靜、非常理智、非常長遠的思考。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絕大部分人都被這場不費吹灰之力的巨大勝利給沖昏了頭腦，認為中國不堪一擊，日本應該再接再厲，先吞東北，再吞華北，接著是華東、華南…乃至整個中國，所以積極策劃了華北事變等軍事挑釁活動，但作為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的石原莞爾卻緊急剎車，他沒有被勝利給沖昏頭腦，相反，他愈發的冷靜、理智，石原知道，日本可以占中國的便宜，但是，占得越多，危險性就越大，一旦玩過火了，中日全面戰爭就會爆發，所以他認為日本應該“在不觸發中日全面戰爭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占中國便宜”，吞并了中國東北，日本占了大便宜，賺得盆翻缽滿，同時，中日關系也已經逼近危險值最高點，日本若繼續占中國的便宜，十有八九會導致中日全面戰爭，他當機立斷地認為“不能再占中國的便宜了”，他主張見好就收，因為東北是一個巨大的戰果，日本應該好好地消化整個巨大戰果，不能貪得無厭。就像賭博，日本已經賺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貪得無厭、繼續下注，最終只會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基于這樣的戰略思維，一手策劃九一八事變、使日本占領中國東北的石原隨即竭盡全力地“促進中日親善”，他竭力阻止日本軍隊繼續挑釁中國、擴大沖突、引爆戰爭，他甚至還主張“可以把華北地區的帝國軍隊全面撤到山海關以北（偽滿洲國境內），再由近衛首相（近衛文麿）前往南京跟蔣介石進行推心置腹的促膝而談，從而解決日中兩國的根本問題。”石原的打算是這樣的：第一，日本肯定要永久性擁有中國東北，最好促使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第二，日本不能繼續占中國的便宜了，因為太危險了，容易引爆中日全面戰爭；第三，日本接下來應該好好地經營中國東北，積蓄國力。

石原竭力避免引發中日戰爭，并不是因為他愛好和平，更不是因為他懼怕中國，而是因為他目光長遠，認識到美英蘇列強是不允許日本獨吞中國的。石原認為：中日一對一單挑，日本當然可以吞掉中國，但耗時耗力（石原已經認識到中日戰爭必定是一場持久戰、消耗戰），并且美英蘇不可能坐視日本獨吞中國，所以日本吞中國吞到一半的時候，美英蘇肯定會全力幫助中國，導致日本沒辦法順利吞掉中國，繼而陷入中國戰場泥潭，中國會成為美英蘇支持用來消耗日本國力的工具，到時候，日本就徹底失去主動；因此，日本不能跟中國全面開戰，雖然中國沒什么可怕的，但中國背后的美英蘇才真的可怕；所以日本應該全面經營中國東北，適可而止、見好就收，既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益，也在中日全面開戰的紅線處及時剎車，同時麻痹中美英蘇等國，等日本羽翼豐滿、準備充分了，再展開全面侵華，到時候，無論是吞并中國還是抗拒美英蘇破壞日本的好事，日本都能游刃有余地應付住。中國東北雖然有完全能滿足日本戰爭需求和經濟需求的巨量煤炭、巨量鋼鐵，但沒有同樣重要的石油和橡膠，所以日本不能打草驚蛇，要全力以赴地進口石油和橡膠，儲存好足夠能滅亡掉中國的戰爭需求量。

毋庸置疑，石原莞爾是日本此時的真正的戰略家，他不愛好和平，他是戰爭的擁護者，他也想吞并中國，只不過，他希望走的是“溫水煮青蛙”的沉穩路線，所以更精明、更可怕。

中日大戰之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首腦一直在拖，因為中國需要時間，以石原莞爾為首的日本軍方冷靜派也一直在拖，因為日本也需要時間。

時間拖下去，是更對中國有利還是更對日本有利？對于這個問題，蔣緯國也沒有答案。

懷著滿腹思緒，蔣緯國前往軍工部，找到俞大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