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閣下…”河邊大佐和柴山大佐面面相覷，都感到難以置信。當初九一八事變前夕，關東軍中基層軍官打算孤注一擲，很多軍官都心里沒底，畢竟關東軍才兩萬，對面的東北軍卻有二十萬之眾，只有石原莞爾信心十足地道“我就是拿木劍，也能把張學良嚇得不戰而逃”，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精明目光和敏銳頭腦，河邊大佐、柴山大佐等人也正是從那時起，對石原少將佩服得五體投地、死心塌地，成為他的堅定支持者和擁護者。

石原少將看著河邊大佐：“河邊君，你的兄長不就是駐屯軍步兵旅團的旅團長嗎？難道，你也不清楚北支那事變的具體情況嗎？”河邊虎四郎大佐的兄長就是駐屯軍步兵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

“這個…”河邊大佐有點為難遲疑地道，“我兄長在事變爆發時身在秦皇島，并且一直無法返回北平旅團部或天津司令部，所以他也語焉不詳…”

石原少將苦笑一聲：“你兄長他為什么無法返回旅團部或司令部呢？因為，駐屯軍已經全軍覆沒了！”他長長地嘆息著，嘆聲中飽含一股痛徹心扉的痛苦，但是很顯然，他并不是為駐屯軍全軍覆沒而痛苦長嘆。

“什么？”河邊大佐和柴山大佐都齊齊大驚失色，“駐屯軍已經全軍覆沒？不是說…”

“不是說什么？”石原少將再次苦笑，“撤出平津？正在激戰？”他搖搖頭，“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擔心駐屯軍全軍覆沒的消息會嚴重地打擊軍心士氣，所以隱瞞不報，新聞里的那些報道自然都是憑空捏造的，就連你們這樣的大佐級軍官，得知的所謂‘真實戰報’也是假的。你們是不是真以為駐屯軍已經后撤到唐山、承德、秦皇島地區進行反擊？沒有，已經覆滅了。”

河邊大佐和柴山大佐都毛骨悚然、驚駭萬分，過度的震撼讓他們都不知道該說什么。

石原少將似乎是在自言自語：“牟田口廉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蠢貨！說他是帝國的千古罪人都不為過！就他的能力，當一個中隊長都是勉強湊合，居然讓他當上了聯隊長！帝國的情報部門早就提醒過他，宛平城的支那軍是一支特殊的部隊，但他卻當成耳旁風，他真以為他可以復制我們當初在滿洲的成功？可笑！可悲！他帶著部隊攻打宛平城，犯下的低級錯誤簡直是數不勝數！他本該去挑起事端，一旦見勢不妙就應當全身而退，結果他卻把挑起事端變成了一場以卵擊石的強攻送死！葬送一個聯隊還是其次的，最嚴重的是，他帶來了一系列惡劣的連鎖反應，先是導致駐屯軍全軍覆沒，現在又導致帝國與支那的戰爭已經無可避免…”

河邊大佐心頭驚悚地道：“部長閣下，真的無法阻止戰爭了嗎？”

石原少將既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只是神色苦楚地道：“天意如此，我輩又能奈何？”

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陸軍高層在如何處理上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石原莞爾、河邊虎四郎、柴山兼四郎等人極力主張不擴大，和談解決事變，參謀總長、皇族成員閑院宮載仁親王也是比較傾向于不擴大的，但以武藤章、田中新一、參謀本部第二部代理部長笠原幸雄大佐等人為代表的大批軍官極力主張擴大，展開全面戰爭，并且得到了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的鼎力支持。起初，兩派勢均力敵、爭執不下，但華北局勢的新發展使得“主和派”遭到了重大挫敗，因為取得宛平城戰役勝利的中國軍隊居然再接再厲，對平津日軍展開了全面反擊，連夜攻打豐臺區日軍、李明莊日軍、海光寺日軍，大有把日軍華北駐屯軍全殲的勢頭，中國軍隊的“狂妄大膽”和“欺人太甚”徹底地刺激了日本軍界里的大批中高層軍官，“主和派”的支持者迅速減少，“主戰派”的支持者迅速增多，甚至連“主和派”里地位最高的閑院宮載仁親王都改變了立場。“支那軍太狂妄了！居然食髓知味、得隴望蜀，難道真視我大日本帝國是軟弱可欺的？帝國如果妥協退讓，先不談利益上的損失，帝國國威和皇軍軍威豈不是顏面掃地？天皇陛下至高無上的圣威豈不是蕩然無存？如此奇恥大辱、血海深仇，帝國焉能不報？”在憤怒地說出這番話后，閑院宮載仁親王改弦易張，變成“主戰派”的鐵桿支持者。

駐屯軍被中國軍隊消滅萬人的噩耗讓日軍高層無不震驚至極、暴怒至極。

本國軍隊在尋釁滋事中被敵國殲滅萬余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慘重損失，這樣會產生兩個截然不同的情況，一是該國政府和該國軍隊受到當頭棒喝，從此畏縮謹慎，不敢再囂張狂妄，二是該國政府和該國軍隊感到惱羞成怒，決定變本加厲、全面報復。很顯然，日本會是后者。

石原少將正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心灰意冷，他知道，自己苦心經營的戰略計劃要付諸東流了。大勢所趨，回天無力，這讓石原少將深深地感到身心俱疲。

日本軍隊此時在本土外共有四大軍事集團，分別是：華北駐屯軍、駐朝鮮軍、駐臺灣軍、關東軍。在獲悉華北駐屯軍“出事”后，駐臺灣軍因為剛剛成立，無暇他顧，所以沒有表態，駐朝鮮軍和關東軍則反應神速，并且這兩支軍隊的表態堪稱驚人一致。關東軍總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總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在第一時間向東京總部遞交了報告，“鑒于北支那事變之局勢有難以控制的惡化趨勢，南滿地區的關東軍部隊已做好隨時出擊之準備”，并且關東軍總司令部公開表態道“茲因暴戾之中國軍隊挑釁，華北地區發生重大事端，關東軍正以極大關心及重大決心，密切關注本事件之發展”，此表態里充滿了強烈的恫嚇和求戰意味，同時，植田大將還派出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前往駐屯軍司令部，向田代中將轉達“關東軍是駐屯軍強大后盾”的支持態度，但因為駐屯軍迅速被擊潰消滅，辻政信沒來得及去；至于駐朝鮮軍，態度跟關東軍完全是不約而同，朝鮮總督南次郎大將、駐朝鮮軍總司令官小磯國昭中將一起表態支持駐屯軍，上書東京總部，請求天皇下達“圣斷”，駐朝鮮軍第19師團第25山炮兵聯隊聯隊長田中隆吉大佐更是迫不及待，主動請纓去天津，代表駐朝鮮軍給駐屯軍打氣鼓勁。

關東軍和駐朝鮮軍的態度都是極力支持全面對華開戰。開戰，就是日本軍方的態度。

當石原少將、河邊大佐、柴山大佐等為數不多的“主和派”在“主戰派”滿耳喧囂聲中相視無言、黯然沉默時，首相府里，日本現任首相近衛文麿正著急地接見剛從中國風風火火趕回來的華北駐屯軍臨時作戰科參謀主任池田純久中佐。近衛文麿之所以如此重視池田純久這個中佐軍官，因為他非常渴望知道“北支那事變”的真相。近衛文麿是首相，是政府首腦，對軍隊的所作所為自然是消息不靈通，更何況，無論是關東軍還是駐屯軍，都擁有欺上瞞下、自作主張、擅自行動的“優良傳統”，這些前線部隊真的出什么事了，別說近衛文麿這樣的政府官員了，連直接管理那些部隊的軍方高層都會一頭霧水，而最麻煩的是，軍人搞出事情，必然會釀成政治上、外交上的大麻煩，處理這些麻煩的肯定就是近衛文麿這樣的政府官員了。說白了，軍隊前線部隊在遠離東京、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惹是生非，近衛文麿這樣的政府官員不得不給他們擦屁股、收拾爛攤子，更麻煩的是，那些驕橫的前線部隊根本就不把事情真相告訴給政府官員，搞得近衛文麿等政府官員在政治外交上非常被動。七七事變發生當天晚上，近衛文麿在日記里很干脆地寫道“我方有點可疑”。盡管新聞媒體大肆搖唇鼓舌、顛倒黑白，把挑起事端甚至是戰端的責任都一骨碌地推到中國軍隊身上，把中國軍隊描述得“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壞透了”，把日本軍隊描述得就像被惡霸逼入小巷子里的小姑娘一樣純潔無辜，這種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的伎倆只能騙騙普通老百姓以及軍隊里沒腦子的中基層官兵，近衛文麿這樣的政府高層肯定是不吃這一套的。七七事變發生后，近衛文麿等不少日本政府高層就懷疑“駐屯軍是想效仿關東軍，在華北如法炮制地制造第二起‘九一八事變’”。近衛文麿非常想知道愈演愈烈的“北支那事變”究竟是什么樣子，池田純久是駐屯軍里的中高級軍官，跟近衛文麿的私人關系也非常好，所以他的說法是讓近衛文麿覺得最可信。

池田純久屬于“石原莞爾派”，他身在華北前線，對華北局勢、中國局勢有著眼見為實的深刻了解，所以他極力主張不擴大，事變后，辻政信打電話給池田純久，聲稱關東軍可以出動轟炸機援助駐屯軍，池田純久回道：“你們關東軍敢出動轟炸機，我們駐屯軍就敢出動戰斗機把你們的轟炸機打下來。”但牟田口廉也的魯莽蠻干導致池田純久的努力化為了泡影。

“池田君，到底還是打起來了啊？”見面后，近衛文麿神色又緊張又責備，“你們軍人太會給政府添麻煩了！當初在滿洲就這樣，好歹有驚無險地度過了，現在你們在華北又這樣！”

池田純久苦笑著嘆口氣：“首相閣下，我們軍人確實難辭其咎，但是，首相您難道自己不也要負責任嗎？”

“我？”近衛文麿十分詫異，“我有什么責任？”

池田純久從隨身公文包里取出一疊報紙：“首相閣下，您看，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說和談解決事變，但卻默許國內報紙煽風點火、鼓動民眾，現在舉國民意沸騰，不想打都做不到了！”

近衛文麿頓時無言以對，他開始為自己間接地縱容軍方激進派的行為而感到后悔了。

七七事變爆發時，近衛文麿當上日本首相只有一個月零三天，此時的他處于春風得意的人生巔峰，舉薦他上臺的是日本帝國“最后的元老”、在日本政界里德高望重的西園寺公望，并且他今年才46歲，被譽為“青年宰相”，政壇、軍方、民眾都很看好他，同時，他還有著高尚的貴族血統，就連裕仁天皇都對他十分滿意，但是，正因為他太自得了，所以過于好大喜功，只顧做出讓各方各界都叫好的事情，因此在一種微妙的狀態中，他被軍方牽著鼻子走，并且給外界造成一種溫文爾雅、淡泊名利的“開明而軟弱”的印象。因為軟弱，或者說擅長明哲保身，所以近衛文麿不敢違逆軍方的意思，從而有意無意地成為受軍方操控的木偶工具。近衛文麿只想著不激怒不得罪軍方、贏得軍方的好感和支持，卻在實質上成為了軍方的幫兇。

“池田君…”猶豫了半晌后，近衛文麿用一種乞求的口吻詢問池田純久，“現在…事情還有緩和余地或回旋可能嗎？”

池田純久神色悲涼地嘆息道：“駐屯軍幾乎全軍覆沒，一萬多帝國軍將士被支那軍消滅，在這樣的情況下，首相閣下您覺得已經紅了眼的軍方和廣大民眾還愿意接受和談嗎？此時此刻，您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持和談解決，那么…您在廣大民眾的眼里就跟賣國賊沒區別了，并且…軍方也不會繼續支持您了，甚至，軍方里的那些激進派還會…首相閣下，您莫非忘了浜口首相、犬養首相、高橋首相、齋藤首相、岡田首相他們的下場了嗎？”

近衛文麿頓時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冷汗從后脊梁一直流進屁股溝里。池田純久提到的這幾人都是近衛文麿的前任，分別是第27任首相浜口雄幸、第29任首相犬養毅、第29任代理首相高橋是清、第30任首相齋藤實、第31任首相岡田啟介（近衛文麿是第34任首相），這五人因為被軍方認為是“軟弱派或賣國賊”而遭到刺殺，除岡田啟介大難不死、逃過一劫，其余四人都在軍方激進派刺殺中死于非命。

池田純久離開后，近衛文麿在毛骨悚然中思考著自己在這起“北支那事變”中究竟應該站在哪一邊，他越想越不寒而栗，他明白了一件事：軍方基本上是主張開戰的，特別是那些狂熱分子和激進派，誰反對開戰，就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甚至是下手除掉的目標，因此，哪怕近衛文麿不主張開戰，他也別無選擇，他根本就不敢對主張開戰的軍方說出“不”，那樣的話，他不但在戰爭大勢前螳臂當車，并且他自身很可能小命不保。“打就打吧！反正支那也沒什么可怕的，軍方才真正的可怕！我要是違抗他們的意愿，下場就不好說了，但是，如果我大力地支持他們，不但可以避免殺身之禍，還能獲得他們繼續支持。有了軍方的支持，我的地位也必然能更加穩固。”最后，近衛文麿得出了這個結論。

因為私心作祟和迫于軍方的淫威，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變成了一個“堅定的”主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