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瑾在用大義名分擠兌住禰衡后，又恰到好處地把雙方爭論的焦點，引導到一個“德”字上，

嘲諷禰衡連什么是“有德者居之”的“德”都不知道，

這當然是有深意的。

諸葛瑾很清楚，自己雖然繼承了肉身本尊的經學學問，還有后世的邏輯思辨和政治哲學見識。但真要跟人敞開了辯論儒家經義是非，那未必能絕對碾壓禰衡。

禰衡作為三國有名的大噴子，肯定是有相當功底的，不然不會讓曹操都頭疼，不敢動他、只敢把他弄去劉表那里。

既如此，諸葛瑾又怎能打無把握之仗呢？

所以，諸葛瑾在開口之初，就想到了一條計策：他要把雙方對噴的辯題，引導到一個漢朝儒生肯定都會答錯、而后世儒生肯定可以答對的點上。

換言之，就是這個問題必須是早在漢儒宗師的公孫弘、董仲舒那里，就已經答錯了，而且整個漢朝儒生都因為尊師法祖，忽視了這個錯誤。

但后來隨著歷史和儒學進步，到唐宋時，后人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到韓愈、司馬光、朱熹、陸九淵的時候，已經被逐步改正了。

如此一來，任你禰衡再自恃才高，他總不會說出明顯超越或否定公孫弘、董仲舒的言論來吧？如此諸葛瑾就可以用后世一千多年的政治哲學進步，來吊打對方。

既然是禰衡先提到了朝廷“失德”，那諸葛瑾就抓著這個“有德者居之”的“德”究竟是什么意思，窮追猛打到底，

一擊定勝負。

……

禰衡果然一愣，他被對方斥責為連什么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都說不清楚，這是絕對不能忍的，必須反駁。

連這樣的基本問題都不回答的話，他就沒臉以儒者自居了。

于是他謹慎思考之后，決定用最四平八穩的公孫弘和董仲舒的標準官方意思形態、一字一句做了答：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這里的德，自然是一統天下，使天下人免于內戰之殺戮。昔春秋戰國五百年，華夏子民自相屠戮，無日不休。

秦始皇雖是暴君，然其能得天下，便因其有此德，終止了戰國紛爭。而秦末之世，天下失鹿，分崩離析，高皇帝復合一統，故其德綿延數百載——

此論早在《公羊》之中，便得到了論證，其后董仲舒于《春秋繁露》又加以補足，還有何可辯之處？莫非你這愚夫，連《公羊傳》和《春秋繁露》都不曾讀過？我竟會跟如此無知之輩答話，實在是可嘆！”

諸葛瑾聽得很認真，確認對方果然中招，一板一眼全盤照抄了漢儒所公認的相關解釋，他就知道自己穩了：

“誰說《公羊傳》里有這么定義過‘德’？你剛才所引用的，明明是孝武帝時、公孫弘鉆研《公羊傳》所留下的注，乃公孫弘的個人解讀，并非戰國時公羊高的本意。

這種解讀，雖說不上全錯，但明顯混淆雜糅，不辨本末。我且問你，《公孫弘書》中，為《公羊傳》注釋‘統一天下之德’時，是否有引用《孟子.梁惠王上》里，孟子對‘一天下之德’的觀點？”

禰衡一愣，總覺得有陰謀，但這個問題答案很明確，他只能立刻回答：“當然有。”

《孟子》在漢儒中的地位不是很高，僅僅是十三經之一。但公孫弘和董仲舒，當年在論證“有德者居之”的“德”時，還是引用了孟子的，事實不容否認。

諸葛瑾繼續下套：“孟子見梁惠王，淬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天下莫不與也……”

諸葛瑾先稍微引用了幾句爭議經文，然后單刀直入：“由此可見，孟子原意中，那種能讓‘天下莫不與也’的德政，并非‘一天下’本身，而是‘定天下’。

梁惠王和孟子一開始求索的，也是‘定天下’，孟子回答的‘一天下’，只是定天下的手段。手段和目的必須分清楚，不能混淆！

當你可以定天下時，那么天下自然莫不與也，天下人都會心悅誠服接受這個給他們帶來安定日子的統治者，這便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之所在！

而什么是定天下？就是讓天下人比春秋戰國紛亂五百年時，少當兵、少打仗、少服徭役，少納糧，讓天下百姓少內耗，過上好日子，這才叫‘定天下’！

統一天下，只是實現‘讓華夏不打內戰’的一個先決條件，因為當時有識之士都知道，只要不統一，內戰就永遠不會結束。但光做到了這一點還不夠。

秦如果要有德，其統治者就該看到，他們實施的政策，只是為了一天下的手段。一完之后，就應該輕徭薄賦，讓百姓切實比戰國之世少納糧，少服役，少當兵。如果一完之后，服役的比例、納稅的比例還跟大亂之世一樣高，那就是‘只一而未定’，舍本逐末。

所以，‘一天下’或許秦始皇已經完成了，但‘定天下’之德，卻是到了本朝孝文皇帝時，正式十五稅一、廢除肉刑、從國法層面核輕徭役兵役，才算是真正實現。

爾輩腐儒，曲解先圣，妄稱明德，卻連目標和手段都區分不清，實在貽笑大方！

你需要吃飯才能活下來，但吃飯只是活下來的手段之一，并不是活著的目的！如果你活著就是為了吃飯，你與衣架飯囊，酒桶肉袋何異！”

諸葛瑾一番話，如孟子一般沛然，駁斥得禰衡完全無法招架。

偏偏諸葛瑾的話語，有先圣作為依據，哪怕《孟子》整本書的地位如今還不高，但《梁惠王上》里那幾句話，確實是《公羊傳注》和《春秋繁露》自己就引過的，漢儒不能否認。

而且諸葛瑾的論證，還充滿了進步的人文關懷，是后世公認的道理，他只是提前一千多年拿出來裝了個逼而已。

在后世儒家升級后的價值觀里，統一天下仍然重要，但必須認清，統一天下是讓天下安定的手段。最核心的“德”，還是要讓人民獲得好處，給人民減負。

如果短暫統一后，直到這個政權滅亡，都沒讓人民減負，沒讓人民得到好處。

不打內戰省下來的錢糧人力，并沒有花在人民頭上，只是拿來更好地供養獨夫。那么這就不屬于“有德后又失德”，而是“自始無德”。

結束內戰后省下來的錢糧勞力，在花到人民頭上的那一刻起，才算是“德之始也”。

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主人，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

而之所以后世有這樣的進步思想，就是因為南北朝末期，以及五代十國，有太多“雖然短暫統一，但沒有給人民帶來好處”的政權。

后世長期大統一王朝要跟這些短命朝代做個區分，一代代仁人志士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從韓愈到王安石司馬光，到朱熹陸九淵，這些人雖然人品未必都好，但是他們在一代代拔高《孟子》地位、強調民本思想的過程中，把這個哲學問題給論證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