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有日本的冒險和賭博精神，或許是明治三十八年對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變得妄自尊大，實在很難想象，會有一個國家挑戰一個經濟數倍于自身的準工業化國家……現在他們正在為妄自尊大付出代價，代價之大超出世人想象。他們失去了朝鮮和臺灣，盡管仍有日軍在戰斗，但沒有人相信，日本軍隊會取得勝利，軍事上的失利尚可挽救，但工業上的損失卻無法彌補。

戰爭爆發兩個月零七天，絕大多數日本城市一片廢墟，大規模轟炸造成數百萬日本人傷亡，失去家園的同時，他們失去了最寶貴的財富，明治維新后日本數十年積聚的工業力量喪失殆盡……日本國內，戰爭中日本國民做出巨大犧牲，生活水平降至有史以來最底水平，轟炸中幸存的民用企業轉為戰時生產，隨著男人被征召入伍，更多婦女投身工業，連十幾歲的孩子也成為勞動力。上課時間壓縮到極致，校舍改為軍需倉庫或軍營、醫院。

在轟炸中幸存的工廠一周七天工作，日本人珍視的星期日被廢除。火車擁擠到憋死人的程度，出門一百公里必須有警察局證明，餐車和臥鋪取消。人們對晚點火車出氣發火司空見慣，他們偷坐墊，砸破車窗進出。海外運輸線遭到中國潛艇、破交艦的攻擊，日用品大大減少。稻米主產地被紅色叛亂分子占領，海外來源斷絕，食品定量供應，高昂的價格讓絕大多數普通人無法負擔，不得不忍受饑餓的折磨。

東京、神戶、大阪等很多艱難重建的城市，每天有數千人甚至更多人餓死，街頭上失去家園的民眾對中國人的仇恨逐漸淡去，饑餓和露宿街頭的殘酷現實讓怒不可遏。為了穩定治安，軍隊在日本城市執行嚴格的戒嚴令，所有娛樂場所關閉，禁止民眾集會，卻很少干涉糧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無視民眾饑餓。在很多城市，甚至傳聞饑民以人肉為食……

極端嚴厲的措施，朝鮮和臺灣不利的戰局，讓人們懷疑，戰局遠比官方公報更嚴峻。而中國軍隊正準備登陸日本本土，更是進一步助長了不安情緒。失去家園的人們不但相信最惡毒的謠傳，還變本加厲的傳播。他們不再像過去一樣為戰爭歡呼，甚至詛咒該死的戰爭，曾經在政府打壓下消失的紅色組織空前活躍，在民眾中秘密傳播紅色理念，革命成為最熱門的話題。

戰敗是因為政府的腐敗、無能，而之所以發動戰爭是為資本家獲取戰爭紅利，資本家在遭受轟炸后獲得巨額重建貸款，而政府卻不向人民提供糧食，諸如此類的宣傳進一步助長了民眾的憤怒，現在日本就像1917年的俄國。”《基督科學教箴言報》，5月15日《戰爭中的日本》。

東京日子最艱難的不是街頭饑寒交迫、無家可歸的數十萬難民，盡管饑腸轆轆，但心理上和精神上不需要承擔國家的壓力，至少田中義一認為如此，他認為自己才是整個東京最艱難的人。關東派遣軍玉碎、朝鮮軍團慘敗、臺北、臺中陷落，一次又一次打擊，國民將一切責任歸糾于田中的愚蠢，一個星期以來，田中夫人接到無數匿名電話詢問她的丈夫自殺了沒有，為什么還不自殺謝罪。

甚至有人不愿讓首相本人采取自裁行動，陸海軍中對戰爭絕望的青年軍官正在策劃暗殺田中，戰爭讓日本軍隊失去大多數精銳和主力，殺死首相是最直接的報覆，至少殺死首相比打敗支那人更為現實。從朝鮮因傷調回的陸軍參謀佐騰野田中佐，一回到日本就和 “志同道合”的青年軍官密謀在祝田橋附近（皇宮前廣場一帶），趁首相汽車拐彎放慢速度之機向他投擲一枚特制的大型炸彈。

但在行動前一天，密謀者的一個朋友無意中向皇太子的密友近衛洩漏了這一計劃，近衛立即向皇太子匯報了旨在針對首相的刺殺計劃。皇太子和近衛都對軍官的 “膽大包天”感到憤怒，認為行動無異于謀反，裕仁將這一計劃通知陸軍參謀本部，憲兵隊逮捕了佐騰野田等四十余名參與其中的陸海軍軍官，軍事法庭將這些軍官處以死刑，不過都是緩期執行，很多國民稱四十三名軍官為四十三勇士。

面對國民的憤怒、陸海軍的指責、內閣的不滿，田中義一陷入內外交困、眾叛親離，顯然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必須要為戰爭失敗負責，或者說他們現在需要一個替罪羊。一想到將作為替罪羊的角色下臺，田中義一心潮澎湃。走投無路的田中義一心不在焉處理完公務后就立即去拜見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元老是曾協助明治天皇起草一八八九年帝國憲法的重要政治家，爾后則成為天皇顧問，想聽聽他的意見。

“……可以改組內閣，但如果現在辭職，勢必造成國內混亂。”田中義一留意到西元寺對自己提出的妥協方案反應冷淡，甚至可以說毫無興趣。不妙的苗頭讓田中更加絕望。 “告訴我，有勝利的希望嗎？”西元寺公望放下茶杯詢問田中，田中搖了搖頭。 “那么還有贏得體面媾和的可能嗎？”田中再一次搖頭。 “那為什么不簽字？”

“不能簽字，任何人在和約上簽字，都會被視為賣國賊，割讓琉球、小笠原、托管德國亞洲領地，超過140億日元賠款，移交參與殺害中國人的日本浪人，如此條件如果我們答應，日本離亡國不遠矣！”如果媾和條件勉強可以接受，早就接受了，不僅國民希望結束戰爭，皇太子也希望結束戰爭。 “田中，如果不與中國談判，簽定和約，戰爭繼續下去，即便日本不被徹底打垮，也有可能重演大正六年俄羅斯之禍，明白嗎？”比起戰敗，西元寺公望認為紅色革命更可怕。

“明治28年，伊騰首相與清國宰相李鴻章在下關簽定下關條約，當我國提出割讓臺灣，賠款兩億兩白銀時，田中，你是否記得談判中兩人的對話？”田中義一一楞，隨即點點頭，下關談判被視為帝國無上榮耀，國民甚至在下關談判的春帆樓旁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 “今國威之隆，實濫觴于甲午之役”，之所以獲得如此豐厚的回報，正是得益于那場談判。

伊藤博文：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難道不準分辯？李鴻章：總請再減。伊藤博文：無可減矣。李鴻章：不許我駁否？伊藤博文：駁只管駁，但我意不能稍改。李鴻章：臺灣不能相讓。伊藤博文：如此，當即遣兵至臺灣。事易時移，新加坡談判不正是春帆樓談判的翻板嗎？只不過中日兩國地位調了個個。二十八年前，春帆樓里，李鴻章受盡屈辱，但帝國絲毫不肯讓步，屢次以再戰威脅。李鴻章無回天之力，離開春帆樓，留下千古罵名。

在新加坡，三國聯合施壓，中國仍不肯無條件停火，他們是做出了讓步，向世界表明談判的誠意，但在割地、賠款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寸步不讓，割地足讓政府垮臺，而高達140億賠款卻讓日本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不堪重負。

“田中，下關之恥，春帆樓之恨，永遠埋在中國人心中，日本受辱避無可避。”西元寺公望輕輕的回答。

田中迷迷糊糊回到自己官邸時，見秘書鈴木太郎擔心地看著自己，苦笑道： “西元寺傾向接受中國的條件，從他那里我得到一些信息，皇太子對我已失去信任。因此，我決定放棄改組內閣，辭職。”接受中國的媾和條件是結束戰爭最好辦法，但田中知道他們希望自己辭職前，勇敢的承擔賣國的惡名，戰爭是自己發動的，現在需要為停戰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