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戰役俘虜8.65萬敵軍，是國防軍有史以來最大的陸戰勝利。中國再次向所有亞洲兄弟民族證明，白人并非不可戰爭勝，白人同樣可以打敗。越南臨時政府得意洋洋地宣布，中華友邦的勝利是亞洲民族勝利，越南人一定會參加到亞洲革命之中，在亞洲民族解放事業中，貢獻出綿薄之力。

關于這次戰役，《中華新聞》的大標題是《亞洲獨立戰爭大局已定》。“短短數天內解放新加坡島，只有我英勇國防軍才能立此殊勛。新加坡的解放，戰爭大局已定，最后勝利非我莫屬。”

共和30年10月9日，30年首義紀念日前一天，西北市和全國每一個城市、市鎮，早早樹立起紅色“十十”標志，街道上一面面五色旗迎風飄蕩，居民自發在陽臺、門庭前伸出國旗。首義30年慶典顯得沒有過往熱鬧，國防軍鮮少舉行閱兵，但各地國民警衛隊總會舉行閱兵式，國防軍會在軍營舉行小規模閱兵和開放活動。但今年，一切都沒有。

宣戰后，每天可以看到滿載新兵的軍車，源源不斷駛出城市。每當新兵離城時，路邊總會站滿送行的人群，朝軍車上拋灑禮品、慰問包。更多的人卻在默默工作，西北市周各個工業區內，工廠日夜不停生產武器和軍需品，每天都有數百輛火車進出工廠，運進原料、滿載武器軍需，發往港口。僅宣戰50天，國內工廠就已接到足以滿負荷生產數年的定單。

司馬站在辦公室窗邊，透過厚厚的防彈玻璃，隱約可以看到國會大廈上的人影，那是特勤局安全特工，他們一天24小時守著狙擊步槍保衛國會大廈，甚至在國會大廈和國務院樓頂，還加裝有高射炮。自全國進入戰時狀態，國內大城市普遍在樓頂加裝中小口徑高炮用于空防。共和廣場上有發表街頭演講的愛國者，有慶祝馬來戰役勝利的民眾，當然也有債券發行處。在勝利和國家榮譽刺激下，自由債券發行將超過平時。

辦公桌前，楊永泰、劉敬之靜靜的坐著，兩人視線隨總理動作而移動，等待總理指示。幾分鐘、十幾分鐘司馬始終只言未發，只是靜靜看著窗外。辦公室門被推開，外交總長顧維鈞、僑務委員會主席鄭彥芬一進屋，司馬就示意他們坐下。“你們應該已經知道，第九軍打下了新加坡。”剛剛坐下的顧維鈞和鄭彥芬一楞，詫異的看著總理。

打下馬來亞和新加坡是大新聞。更何況，昨天整夜，西北市和全國大多數城市，舉行了半夜慶祝游行。報紙上新加坡十萬英軍投降的消息連篇累牘，這是規模空前的勝利，在國防軍歷史上，除當年釜山受降外，沒有任何一次受降能與之相比。釜山還有一個前提是在和平條約簽署后，而在新加坡，十萬英軍徹底被國防軍打破膽，主動舉起白旗。

這么大消息，即便山溝里的老百姓也知道，更何況他們。總理為什么會提這個問題？“三天前柔佛蘇丹委托馬來亞華僑總會會長陳嘉庚先生，遞來一封信，詢問馬來亞獨立事宜。”司馬解釋了兩人的迷惑，兩人彼此互視一眼，明白總理召喚他們二人的原因。然后看著端坐在桌前的楊永泰、劉敬之二人，總理難道對馬來亞獨立還有疑慮？

“總理，幫助亞洲殖民地獲得獨立是我國即定政策，亦是戰爭正義所在。正因如此，國防軍才會在東南亞受到普遍歡迎。”顧維鈞平淡的說道。國防軍在緬甸、馬來亞受到歡迎是不爭事實，國內各大報紙亦喜歡用當地土著歡迎國防軍到來的照片證明，千百年來中國就是亞洲至少是東南亞共主的歷史沈淀，中國此次宣戰，是幫助殖民地獲得獨立。

國防軍心理戰部隊在戰爭期間更是不斷用廣播、圖文并茂的傳單向土著人傳遞這一信息，而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獨立，讓殖民地獨立運動成員看到希望。“我們來這里是解放亞洲兄弟，而不是占領。”

韓國獨立后成功范例，中國給予越南、柬埔寨、老撾全面獨立的事實，并幫助建立現代政權、軍隊、恢覆經濟的事例，讓接受英國教育的緬甸、馬來亞精英甚至印度人，紛紛看到真正獨立的希望。正因如此，前所未有的獨立浪潮在東南亞風起云涌。他們祈盼國防軍到來，為他們贏得獨立。

“少川，英印軍主力經海路撤出仰光，緬甸已獲得解放。緬甸、菲律賓都可以獲得獨立，毫無疑問，這也是我們的即定政策，我們會以韓國成功模式和中南地區經驗，在緬甸和菲律賓建立新的、獨立共和政權，但是……”司馬話聲稍頓，“在馬來亞，我們卻不能覆制同樣的政策，馬來亞和其它地區有本質不同。”

歷史上，中國與馬來亞的交往從漢代開始，馬來亞是中國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鄭和下西洋亦是以馬來亞為大本營。明亡后，馬來亞亦是不甘為清奴的國人避難之地。19世紀中葉以后，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疲弊、民生困苦，沿海居民紛紛南渡謀生。甚至以千人為單位向馬來亞集體移民。

數百年來，馬來亞發展全仰賴華僑努力，吉隆坡是華人礦工發展起來的，馬來亞最繁華的柔佛巴魯亦是如此。實際上馬來亞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因華人開拓發展起來的，是華人把馬來亞小漁村、蠻荒雨林開拓成繁華城市、種植園。註定馬來亞和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不同，同樣決定了中國在對待馬來亞問題上，不能與其它地區持相同政策。

而且早在國防軍進入馬來亞之前，南洋財團就通過琳琳娘家人亦張家人，向自己轉達一個愿望，準確來說是馬來亞華僑社團希望馬來亞獨立后，在人數上不遜于馬來亞族的華族，可以在新政府中占據主導地位。

“鄭會長，你是國會僑務委員會主席，告訴我馬來有多少華人？準確說，是馬來亞華僑所占人口比例？”沈默一會后，司馬話峰一轉，直視鄭彥芬。鄭彥芬一時沒反應過來，思考十數秒后才給出總理答案。“43.65%，馬來亞是除蘭芳外，華僑人數最多的聚居地，在絕大多數城市中，華僑所占比例普遍在60%以上，甚至在某些城市超過95%”。

總理的問題讓鄭彥芬和顧維鈞明白為什么總理會提到馬來亞獨立問題，肯定與華僑比例有關系。而且顧維鈞聯想到總理太太娘家人，張家本身就是馬來亞華僑中影響力頗大的家庭之一，華僑造就了馬來亞，同樣控制著馬來亞經濟，而在國內影響力頗大的華南財團和以南洋為活動中心的南洋財團中，生活在馬來亞的僑商占據主導地位。

這些人肯定不愿意看到，總理將韓國模式套用在“情況特殊”的馬來亞，與“韓國模式”相比，華僑肯定更愿意采用“蘭芳模式”即華人主導政府。

“對華僑的國籍政策，自共和以來，我們實施“血緣國籍”，只要父親是中國人，所生子女即自動獲得中國國籍。現在我們在馬來亞卻碰到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在馬來亞實施“韓國模式”，華橋身份界定，按照在蘭芳、泰國、中南慣例，即華人自動獲得獨立后所在國國籍，我們是承認雙重國籍的。”司馬提到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華僑地位問題。

“獨立后的馬來亞，占人口43.6%的華僑地位是什么？我們應該對馬來亞持以什么政策，這些都是問題。假如，我們執行蘭芳模式，那么將占人口50%的馬來人置于何地，同樣這也有可能導致親英勢力和英國間諜從中策反，進而導致馬來亞時局不穩定，這和我們建立穩定政權的目標是有違的，同時英國人可以以馬來亞為借口抨擊我們。”

鄭彥芬立即領會了總理的意思，開始在腦海中構思解決辦法，“總理，其實這些并不是問題，無論是在韓國或越南、泰國等地推行民主憲政，共和中國不僅是做為解放者解放那里，同時還幫助他們建立現代化政治秩序，這恰恰是我們的優勢，不是嗎？而且這亦受到當地民族普遍歡迎，這一點想來大家都不會反對。”

鄭彥芬說話時面帶微笑，解放的同時伴隨“價值觀推廣”，而價值觀推廣，同樣隱藏著其它目的，總之在新生國家中，民主是核心、憲政是基本，當然唯華政策不可避免，否則政權自然沒有存在的意義。

“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對馬來西亞采取間接統治方式，形式上承認各蘇丹對馬來西亞統治權，保留原封建土地制度，并通過設置保留地和限制其他族群購買土地的方式，將馬來人固定在農村，利用華人和印度人在城市充當錫礦工、手工業者和種植園主。因多數馬來人生活在農村，貧困率較高，而華人、印度人則主要生活在城市，總體經濟水平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