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市場中,很多策略可以讓投資者無需真正持有對應資產就參與投資。當然這些方法往往與杠桿掛鉤，風險總是與收益相匹配，當你有可能用很少的錢賺到多得多的錢時,也就有可能損失比本金還多得多的錢。

在勝域參與的賣空策略中有一些就是這種工具，比如期權交易。以墨西哥ipc股票指數為例,這是一個反應墨西哥一些主要公司在股票市場表現的指數,就類似于標普500，只是選取的公司股票在墨西哥,而且只有35支。簡單來說,現在勝域認為未來墨西哥比索會貶值,ipc期貨價格會下跌,因而他們打算以40比索的價格買入賣出期權，約定在未來30天后他們有權以2700的價格賣出ipc期貨,如果等到期日ipc期貨按照預期下跌到2400，那么買家的利潤就是300比索減去期權費40比索。如果ipc沒有按照預期下跌，那么買家可以選擇不行權,損失不過是40比索期權費。一般而言,這是一種對個人和機構投資者來說很有效的能夠放大收益的同時又風險可控的投資工具。

當然,這個例子有個問題就是ipc股指期貨是以墨西哥比索為單位進行交易的,如果比索貶值,那么收益也會貶值。因此像勝域這種機構投資者往往有很多種投資策略，比如成對交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等等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對沖風險。

總而言之，當《四姐妹》公開上映的時候，墨西哥的外資正在瘋狂拋售比索資產，逃離墨西哥。墨西哥央行和政府官員嘗試公開向投資者喊話安撫市場情緒，可是沒有人相信他們。在政府宣布匯率自由波動后，墨西哥比索兌美元一路從3.74跌至5.9。

這場危機沒有停留在墨西哥內部,風險外溢到整個拉美市場。最令研究員們驚訝的是這場危機還影響到了看似與拉美市場無關的亞洲市場。后來投資者們意識到持有新興市場投資的那些大型基金為了從危機中撤出，必然先出賣那些虧損更少的資產以滿足投資者的贖回要求，在這個情景里這些資產就是亞洲市場的標的。當然，市場恐慌情緒也是一大助推器。這是一次全球危機。

具體的操作過程喬琳其實不是非常清楚，畢竟她只是基金公司最大的合伙人，不是基金經理，也不是交易員。可是她知道眼下的情況顯然有利于她，勝域還在進一步打掃戰場，他們的預期回報率可以達到47%，也就是3-4個億美元左右的收益。

不過喬琳并不為此感到非常高興，金融危機或許能痛擊幾個在市場上興風作浪的垃圾選手，可更多受難的是那些無辜面對高通脹的普通民眾。她開始覺得這種交易策略實在讓她開心不起來，反而不如并購套利之類的活動來得開心。年初時她們投資的兩支股票micrtuchsystems和lsilgic的回報率分別達到了447%和158%，這種事帶來的快樂顯然更單純一些，當然，隨之而來的4000萬美元收益確實發揮了作用。

喬琳決定先不關心這些她無法控制的事情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決定的事情上，那就是射擊訓練和社交生活。

《火線》劇組的訓練目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不過進度比喬琳預估的整體都要慢一些，可能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正式開始拍攝。雖然這件事確實很麻煩，整個劇組的通告單都要重新協調，但是并非不能解決，只是需要制片和助理們投入很多時間協調這件事。

讓喬琳真正覺得糾結的是另一件事，她今年圣誕節到底要不要留在洛杉磯陪基努度過。他把妹妹金安置到了洛杉磯，給她在附近買了一個帶馬廄的農場，希望她能夠在這里得到更好的休息和照顧。而今年他母親帕特麗夏決定結束第四段婚姻，也已經暫時搬來了洛杉磯，至少在圣誕期間她會跟子女待在一起。按理說喬琳應該跟他們待在一起，畢竟她無處可去，去年也是這樣過的。

但是，老實講，她跟基努的關系真的到這一步了嗎？在圣誕節跟30歲男友的家人一起度過，看起來很像某些下一步程序的前奏，盡管喬琳非常清楚基努本人根本沒有意愿和能力去推進他們之間的關系。喬琳自己也不想這樣做，她更不想給他的家人留下一些錯誤的信號，讓他感到尷尬。

他一直在逃避婚姻的危險，那就最好別給他的親人們留下什么期待。

事實上這一年她和基努之間不能說很順利，他們之間不是沒有矛盾，而是因為距離太遠，即使有分歧，也沒有機會去發酵和處理。

今年下半年他之前跟羅伯特組的那個樂隊開始正式活動了，除了有幾次她去排練地點跟他們見過幾次面和天狼星的第一次對外演出外，喬琳一次都沒有正式出席過天狼星的演出，一次都沒有。老實說喬琳自己都對此感到難受，很難說基努心里沒有別的想法，他只是包容了她的選擇。

他理解喬琳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就像他沒在喬琳忙碌的時候陪在她身邊一樣。

除了這些零零碎碎的小念頭外，真正動搖喬琳的是諾頓的邀請，他想讓喬琳今年圣誕節飛到哥倫比亞去，跟他的家人一起度過圣誕節。這份邀請不是關于諾頓本人的想法的，真正的邀請人是他的外祖父詹姆斯·w·勞斯。勞斯老爺子想在自己身體進一步惡化前見見這位讓自己一向心有成算的孫子失去理智的姑娘。而且聽說她也做房地產，他覺得自己有必要見見這位年輕后輩。

這是個令人受寵若驚的邀請，不僅來自于一位珍貴的朋友的家長，還來自于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前輩。

詹姆斯·w·勞斯，或者很多人稱呼他為吉姆·勞斯，是美國城市發展史上的大人物之一，喬琳認為僅僅將他稱作房地產大亨，那就完全淡化了他在美國城市進程中的作用。

勞斯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與人合伙創建了抵押貸款銀行公司勞斯公司，二戰爆發后被征召服役，后來因為妻子懷孕回到巴爾的摩，與人合伙成立了巴爾的摩公民規劃和住房協會（cpha）。二戰后，在chpa的倡導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巴爾的摩計劃應運而生，主旨在于重建已經腐壞的城市貧困社區，勞斯成為這項計劃的主要發言人和倡導者。在此基礎上他應邀成為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顧問，協助他們在巴爾的摩計劃的基礎上起草了1954年《住房法》。著名概念“城市復興”在此時被勞斯引入美國，以此描述城市化和工業化城市后面臨衰敗時出現的進步主義策略。

勞斯在二戰后美國的城市復興計劃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勞斯公司后來轉向商業地產后又修建了美國第一批封閉式購物中心和節日市集，其中包括著名的波士頓法尼爾廳市場。此外，勞斯影響最深遠的成就應該是馬里蘭州的哥倫比亞社區，他是這個社區的設計者和開發商。諾頓就成長在這里。

現在勞斯已經從勞斯公司退休，轉而與第二任妻子一同建立了專注于經濟適用房的非營利基金企業基金會。諾頓在日本遇到喬琳的時候，就是在為這個基金會做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