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日釗頭痛的原因，當然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劉辰龍的要求。

在祁楓走后，劉辰龍就很堅決地向他表明，希望能夠加入他們。楊日釗當然明白這是為什么，向劉辰龍說明了一些情況后，也就不再多勸什么了。他比劉辰龍清楚，就算劉辰龍取得了跟他們一樣的身份，與祁楓之間也還是頗為渺茫，但卻確實會多了一會希望。兄弟之間，有許多事心照不宣，是毋庸說的，反正劉辰龍想清楚了，決定了，自己就盡力幫忙就是。是以他在將汪木案情牽涉出來的旱魃與兵馬俑這一系列的事情都匯報上去的同時，也將劉辰龍的情況報了上去，現(xiàn)在正在等待著上面的進一步指示，但每次想起，總是仍不免會為他頭痛上一陣。

二則是隨著羅大海的恢復(fù)情況一天比一天好，工作組的專家們在對羅大海應(yīng)該采取什么樣措施的問題上居然吵了起來。工作組里的專家分成了兩派，一邊主張羅大海出院后應(yīng)立即對其實行逮捕，一邊則主張目前的事實還不足夠讓檢察院方面對羅大海做出逮捕決定，雙方各持已見，已經(jīng)吵了一個多星期了。

其實這件事起因不過是一句玩笑，畢竟羅大海確實是這件兇案毫無疑問的第一嫌疑人，如果當時省公安廳的那位徐處長以比較委婉的語氣提出當羅大海出院后立即對其執(zhí)行逮捕的意見，相信省檢的官員也不會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當時那位公安廳的那位徐處長說話說得太牛氣了，直接是用命令式的語氣說讓檢察院方面配合一下，也就不由得省檢院批捕處的顧成兵副處長心里不爽。

顧成兵是老檢察官了，從最早設(shè)置的刑事檢察處開始，就一直在批捕起訴這塊干，是以當下針鋒相對地回了他一句：“徐處長，這件案子疑點處處，甚至連作案兇器也沒找到，你們甚至還沒有對嫌疑人進行問訊，就敢送到檢察院來申請逮捕？我看還是先辦刑拘，證據(jù)搞充分點再說，要不然我這里就通不過，我看徐大局長好像沒有吸取九四年的教訓(xùn)嘛，還想再搞出一起全國通報批評的糗事來？”

那位省公安廳的徐志剛處長一下子就急了，也不顧楊日釗還在就拍著桌子質(zhì)問顧成兵這話是什么意思，雖然在楊日釗、羅懷仁的勸解下事情沒有再進一步激化，但就此之后省公安廳跟省檢察院的專家們就分成了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各自引經(jīng)據(jù)典地論證著己方觀點的正確性，搞得楊日釗頭大無比。

楊日釗也是后來才知道，顧成兵跟徐志剛是老冤家了，當時徐志剛在武山市公安局當局長，顧成兵則是市檢察院分管批捕起訴的副檢察長，徐志剛有件殺人案在環(huán)境證據(jù)不足、僅有嫌疑人口供的情況下提請檢察院對一名他們認定的兇嫌批準逮捕，當時顧成兵覺得這樣過于草率，就退回補充偵查，但公安局自認嫌疑人的口供已經(jīng)是最充分的證據(jù)，又將原來的卷宗原封不動地送到了檢察院，顧成兵心頭火起之下又把這卷子退了一次，還放話說公安局如果敢在送過來檢察院方面就做存疑不訴處理。

這下子徐志剛不樂意了，找了當時市檢察院的倪檢察長直嚷嚷，說顧成兵是在存心找碴，完全破壞了政法兩家安定團結(jié)的大好局面，當時市院的倪檢本著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也就做了顧成兵的工作，將這件案子定了下來，結(jié)果案子還沒判下來，真正的兇手就因犯了其他的事落網(wǎng)了，無意中供出了他才是真兇，于是由此還牽扯出了市公安局對原本認定的嫌疑人加以刑訊逼供的丑聞，一批辦理此案的違法干警被處理了，徐志剛雖然當時是被底下辦案的干警誤導(dǎo)了，但也負有領(lǐng)導(dǎo)責任，背了個警告處分，調(diào)離了武山市公安局長的崗位，降一級到省公安廳當了個副處級偵察員。最無辜的卻是顧成兵，因為是在他手上批準了逮捕，也背了個大黑鍋，跟徐志剛一樣受到警告處分，調(diào)到省院當了個正處級副處長。

顧成兵對這件事一直都覺得很冤枉，尤其后來徐志剛又爬上來了，當了公安廳預(yù)審處的處長，職位還在他之上，更是讓顧成兵心里總是有個疙瘩解不開。這時跟徐志剛狹路相逢，又見他說話那么牛氣，不由得新仇舊恨一時都翻了上來，言語上也就不甚客氣。

徐志剛卻一直深以當年這件事為恥，他一直覺得最冤的應(yīng)該是自己，底下幾個具體辦案的干警瞞著他搞刑訊逼供，把他也誤導(dǎo)了，他當時去找檢察院也是為了公安局的體面，結(jié)果為了這件事卻耽誤了自己仕宦生涯里最黃金的十年光陰，每次想起都要郁悶半天，這下子顧成兵這個老對頭居然敢在這么多人面前公然提起這件事情，實在也讓他氣不打一處來。

什么事一但扯上了意氣之爭，就很說不清楚了，雙方的專家各自搬來了對自己有利的法律條文，開始互相為自己的論點辯駁著。面對省里兩大機關(guān)的爭論，羅懷仁也只好苦笑不已，不敢多話。而楊日釗勸了幾次不果之后，也便聽之任之了，畢竟在他看來，這種爭執(zhí)只是程序上的不同，實際效果都是一樣的，反正羅大海是要控制起來的，至于是用刑拘還是逮捕，就當給閑了太久的兩大系統(tǒng)的專家一個可以投射激情的空間好了。

劉辰龍是法律的門外漢，聽了幾次大辯論，倒覺得頗長見識。其實檢察院方面的堅持也是有他們的苦衷的，現(xiàn)在的《國家賠償法》設(shè)置得不太合理，一旦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案子，如果出現(xiàn)冤假錯案，不管是不是因為公安局方面的偵查結(jié)果誤導(dǎo)了檢察機關(guān)，都一律要求檢察機關(guān)進行賠償并承擔責任，是以像現(xiàn)在這種尚未對嫌疑人進行審訊的案子要求直接對羅大海采取逮捕，實在是有點強人所難了，更何況這件案子還有許多未理清的地方。是以他在心理上還是比較傾向于檢察機關(guān)的意見的，不過他也和楊日釗一樣，認為這樣的爭執(zhí)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區(qū)別，而且他也不是能拿主意的人，也就沒說什么。

這段時間來，楊日釗還特地跑了趟北京，跟蹤了一下玉牌的事情。劉辰龍也常到市立醫(yī)院去看望羅大海，羅大海的恢復(fù)情況很是理想，雖然還沒有醒過來，但已經(jīng)是一天比一天好轉(zhuǎn)了起來，這時劉辰龍的功力也恢復(fù)得差不多了，偶爾趁著醫(yī)護人員不注意的時候給羅大海用上一記“不空成就佛”手印，自然也能促使著羅大海的傷勢痊愈得更快一些。

一切似乎都在向著好的方向發(fā)展，然而意外卻終于出現(xiàn)了。

那天劉辰龍正在辦公室里跟剛從深圳趕過來的億科地產(chǎn)方面的一個副總商量著拆遷工程隊入駐羅大海那個“確”的諸般注意事項，自從那日離去后，祁楓只來過一次硯海，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都委托給這個副總處理了，楊日釗卻忽然走了進來，臉色鐵青，似乎生著很大的氣。

劉辰龍還以為是那些專家又吵得厲害了，笑道：“楊兄，怎么了？又被那群返老還童的專家們鬧得頭大了？”

楊日釗深吸了一口氣，開口淡淡說道：“我要被調(diào)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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