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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學后，寧以沫之所以不再纏辜徐行，并非是對他的興頭過去了，而是因為她被學校這個“小社會”弄得焦頭爛額、自顧不暇。

小學是中國孩子融入社會的第一步，在沒有上小學之前，孩子永遠都覺得這個世界是大的、是美的、是單純的。但是當他們入學之后，成人世界里該有的一切復雜規則，會慢慢顛覆他們的世界觀。

剛讀小一的寧以沫漸漸發現，原來孩子和孩子之間是不一樣的，比如某個孩子用得起高檔文具盒，吃得起外國糖果，他就會很受歡迎；某個孩子學習成績好，他就會格外受老師喜歡；某個孩子的爸爸是軍官，那么他就可以坐小車來上學，走路的時候還可以把頭昂得高高的。

她的世界里多了很多新規則：上課聽講要把手背在后面，中午一定要午睡，上課的時候一定不能看外面……如果做不到這些，她就得不到老師發的小紅花，然后就會理所當然地變成一個差生。

寧以沫一點都不稀罕那種小紅花，但沒有小紅花的后果是，班上的女孩子都不愿意跟她玩，體育課做游戲的時候，她也找不到對家。別的孩子在放學后，總能三五成群地回家，但是她永遠只能孤零零的一個人走。

因此，寧以沫陷入了人生最初的恐懼中——沒人玩、沒人理睬。

為了打破這種恐懼，寧以沫試著往女同學堆里鉆，向那些人緣好的同學靠攏。漸漸地，她也有了些在大型游戲里跑龍套的機會。比如，當一群人玩跳皮筋時，她就要扮演牽著皮筋的樹，一站站到游戲結束；當另外一群人玩丟沙包時，她又成了專門負責撿沙包的跑腿。

放學回到大院后，她的境遇也并不比在學校時好。

大院里的孩子比外面的孩子更加會玩，卻更加勢利，別看他們小，但是誰家里有大內參，誰家大人幾杠幾星，誰在學校考前幾名，誰打架是最厲害的，個個門兒清。

往往一個小團體里有某部長的兒子，也有司機的兒子，大家雖然在一起玩，但是司機的兒子就基本上沒資格插話。

寧以沫所在的那個小團體里，頭腦人物是后勤部副部長的兒子，這個叫王宗遠的男孩和寧以沫同歲，個子雖比普通女孩還小一些，但是行事非常霸道驕橫。一幫孩子玩什么，怎么玩都得由他定，他有權對團體里的孩子發號施令，而那些孩子則有義務被他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寧以沫是那個小團體里最小的小角色，理所應當地成了被欺負的對象，不但要裝樹、撿沙包，還要負責演壞人，最后被好人踩在腳下槍斃。

偏偏王宗遠還特喜歡玩抓壞人的游戲，他最得意的時刻，就是把寧以沫踩在腳下，然后義正詞嚴地學電影主角說一句“我代表黨、代表人民，宣判你的死刑”。這時，小孩子們都會看著狼狽的寧以沫，爆發出一陣大笑。

那時候，寧以沫還不知道她其實是被欺負了。她反倒以為別人笑她，就是喜歡她的表現。

直到那個星期天的傍晚。

那個星期天下了大半天雨，直到四五點才漸漸收了雨勢。寧以沫正在家里翻連環畫，門外忽然傳來兩長三短的哨聲，那是他們那個小團體在操場集合的暗號。

寧以沫望著外面又冷又陰的天，一萬分不愿意出門，但是又不敢違逆王宗遠的意思。如果她這次不去，以后就永遠去不了了，不但如此，做了“叛徒”的人，以后只要碰到小團體里的人，輕則挨罵，重則挨打，下場十分凄慘。

她戀戀不舍放掉連環畫，磨磨蹭蹭地趕到操場上。

立了冬的下雨天，不到五點，天上就已經透出了鍋底黑，坑坑洼洼的廢操場上積了很多水。

大概是在家悶得無聊，王宗遠特別想玩抓壞人。當他把這個想法說出來后，寧以沫弱弱地反對：“地上都是水，我不玩。”

王宗遠背著手，站在一排水泥管上怒視著她：“你想違抗我的命令，當叛徒？”

寧以沫垂著頭，小聲地說：“我沒想當叛徒……要不然，等下你別真把我推到地上。”

“不把壞人踩在腳底下，叫什么大英雄？”王宗遠十分火大地說，“你們說是不是？”

反正又不是把自己推到泥水里，那些孩子當然都齊齊說是。

“你想反對大家的意思嗎？”王宗遠盛氣凌人地問。

寧以沫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新衣服，又看了看地上的泥水，小手握了握拳，一言不發。

“你說話！”

不知道哪里來的勇氣，寧以沫忽然抬起頭：“我不玩！”

王宗遠氣得從水泥管上跳下來，一把擰起她的頭發，奮力晃著她的頭：“你再說一遍‘我不玩’了！”

寧以沫被他扯得吃痛，連忙伸手去護自己的頭發，一邊護頭發一邊使勁拍打掙扎。王宗遠雖然是男孩，但是力氣遠不如比他高幾寸的寧以沫大，很快就被寧以沫掙脫，自己還險些一個趔趄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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