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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的父母在大鬧一通，酣暢淋漓地向父老鄉(xiāng)親們表達了自己為人的高尚純潔，以及對女兒所作所為的鄙視唾棄之后，心滿意足地帶走了她。他們去了哪里，沒人知道。后來聽說，他們找了一個地方，讓王麗把小孩生了下來，馬上就托親戚把小孩送給了遠在貴州山區(qū)一戶求子的人家。因為，他們覺得女兒就夠丟人了，再留下這個野種只會更丟人。

從那之后，很多年間，我沒有再見過王麗，但是我一直都曉得她的消息。她出了問題，她不哭不鬧，不喊不叫，只是整天整天地坐在一邊，連拉屎拉尿都已經不曉得。村里為她申請了低保，每個月百來塊錢，靠著這點錢和父母的照顧，她還活著。

不過，我常常在想，如果她父母死了呢？也許，最好、最殘酷的答案，就是帶著她一起共赴黃泉。不然，她該怎么辦？

這件事發(fā)生的最初，除了少數的女人對我表現出一絲厭惡與失望之外，人們并沒有過多地指責我。甚至，那些經常一臉賤笑地拿這件事調侃我的男人們，我都能透過他們微微瞇上的雙眼看到那一副副虛偽惡心的嘴臉下面掩藏著的羨慕與嫉妒。不過，自從傳出王麗瘋了的消息之后，我的境遇被徹底改變了。人們一改往日對王麗的鄙棄、仇視，轉而無比同情起她的遭遇來。人們認為就是這個平時一副鳥樣、讓人很看不順眼的毛頭小子弄大了王麗的肚子；是我勾引了原本美麗、優(yōu)秀的王麗；是我教著王麗一步步學壞；又是我最終無情地拋棄了可憐的她，導致一個花樣的女孩到了今天這般田地。

甚至那些看著我長大的老街坊們都開始發(fā)出了這種議論。

終于，我也繼王麗之后，在一夜之間成了九鎮(zhèn)的臭狗屎，沒有一個人愿意自己的孩子與這個名字扯上半點關系。只是人們根本就不愿正視，或者還在刻意地去忽視一個事實：那個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在最初的第一次之后不久，我就已經離開了王麗，我們之間再無肌膚之親。不過，我知道，對于那些人來說，真假其實不太重要。有段可以讓他們在茶余飯后，開心一談的趣聞艷事，這是個很大的快樂。何況在這件事中，有一個可以供他們發(fā)揮憐憫與仁慈的可憐女孩，還有一個可以讓他們表現正派與道義的無恥流氓。

王麗在壓力中瘋癲了，我卻在壓力中開始瘋狂。我越來越忍受不了別人看向我時眼白上翻的神情；我越來越承受不住，別人有意無意、指桑罵槐地說給我聽的議論，還有那些家里飯桌上的責罵、學校課堂中的嘲笑、街道人潮里的指點……

在人們的眼中，我永遠都是一坨又臭又臟的狗屎。不過，他們并不知道，我沒有害怕，更沒有羞愧。我的心中只有憤怒，讓我整夜整夜無法入眠，無論何時何地都感到心如刀絞的憤怒。

我恨所有的人，我需要的只是一次徹底的爆發(fā)。在狗一樣活著的日子中，機會終于來了。

皮鐵明、何勇、鴨子

九鎮(zhèn)是個非常古老的小鎮(zhèn)，而且位于群山深處。它的偏僻閉塞讓它保存著千百年以來小鎮(zhèn)應該有的一切東西，比如“逢場”，也叫趕集。九鎮(zhèn)的集市在每月逢九的那三天，尤其是月中十九，是大集，周邊鄉(xiāng)鎮(zhèn)的人們都會過來“趕場”。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并不像現在這般幸福，當時的我們沒有這么多娛樂休閑的場所和認識同齡姑娘的途徑，可少年人激情澎湃的天性總是一脈相承。于是，每月十九的大場，對于九鎮(zhèn)所有年輕人來說就成了一件頭等的大事。每個月的那一天，體恤民情的鎮(zhèn)文化站都會在九鎮(zhèn)中學的大操場上免費為大家播放露天電影。

這也是泡妞交友、吹牛皮的最佳時機。每次趕大場的前一天，九鎮(zhèn)的小伙子們都會把自己最漂亮的衣褲洗好、晾干，然后疊好，貼著床板放在被褥的最下面，褲子的縫一定要剛好壓在最中間，襯衣和外套的領子也一定要平平整整。

第二天早上起來，衣褲都已經被自身體重壓得一絲不亂。夜晚降臨，當九鎮(zhèn)文化站的大廣播開始播放“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時候，少年們就如同打了雞血，匆匆扒完碗里的飯菜，拎著鐵皮桶就去洗澡，無論平時多么懶、多么不愛干凈的人都是一樣。然后，他們再穿上壓好的衣褲，帶著一身的肥皂香味，單手提一個小馬扎，趕赴盛宴。

事情發(fā)生的那天也是十九，大集。

我本來不想去，我知道九鎮(zhèn)的人們不太喜歡看到我。所以前一天晚上我沒有壓衣服，甚至連澡都沒洗。當大廣播開始放歌的時候，我端著一大碗飯，坐在自家套屋（方言，客廳）里，邊吃飯邊看一本叫做《五鳳朝陽刀》的武俠小說。我正看得有趣，放在凳子上的書突然被人一把搶走，一個熟悉的說話聲響了起來：“你搞什么麻皮（方言，小鬼，混混）啊？今天是十九呢，穿成這個樣子。走吧，還吃個屁！何勇和鴨子搶位置去噠。”

一抬頭，我看見了已經打扮得油光水滑、神清氣爽的好友皮鐵明。

在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三個關系非常好的朋友——皮鐵明、何勇、鴨子。他們同樣也是這個故事的主角。

何勇是一個簡單、直接而又非常奇妙的人，他的奇妙在于他有著自己一套獨特而怪異的思維方式。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件事發(fā)生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們還在一起讀初中的時候。某次，我和他一起坐車去市里買東西。那時的交通遠遠沒有現在這般發(fā)達，到市區(qū)三十多公里的路，要顛顛簸簸兩個多小時才能走完。那個時候也還沒有提倡“五講四美樹新風”，這么長的路程，給別人讓座的并不是很多。可是，何勇讓了，讓給了一位中途上車，年紀也并不是太大的老人，而那位老人一句客氣話都沒說，趕緊將位置讓給了自己的兒子和兒媳。

一般人遇到了這樣的事，也就只能是暗自窩火，不再多言。何勇不，他直接走過去，要那兩個年輕人起來，把位置還給他。兩人不還，不但不還，還犯了一個中國人通常都有的壞毛病，說話帶臟。何勇要他再說一句，他說了，于是何勇就打了他。我在旁邊，不能不參加。

那一架，我們并沒有打贏。因為九鎮(zhèn)通往市區(qū)的公路兩旁都是農村，中途上車者一般都是務農的人，能拿著鋤頭修理地球的人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有勁，而我和何勇又還太年輕。何勇被打得一鼻子血，我問他：“你何必啊？就為了一個座位，我拉你都拉不住。”

他說：“什么何必？我問你，什么何必？讓位子，我是好心，我是讓給那個老婆娘坐，不坐就給我。這個雜種比我們還壯實些，我的位置為什么要給他坐啊？他是大媽媽（方言，正房太太的意思）生的？他還罵我的娘，我不打？”

我沒有再回答。我知道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說得也并不是沒有道理。

第二件事發(fā)生在九十年代中期，這個時候的何勇早就不用再坐公車，不用再給人讓位，更沒人敢去罵他娘，還打他。記得那幾年，每天他都要往家里買幾十斤的酒和菜。為什么？因為他要請客。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想結交的人、想結交他的人，甚至專門聞風而來吃白食的人，只要來了就吃。什么叫流水席？他家里每天的晚餐就是流水席，人換了，菜再來。

某一次，兄弟相聚，酒到正酣，我說：“兄弟，你何必啊？賺幾個錢不容易，你這么搞有意思嗎？這條路上，樹大招風。”

他看了我半天，點燃一根煙之后，將眼光移開，望著地面，非常低沉地給我說：“老三，而今這幾年，是不是覺得自己想搞個什么生意啊，幫人擺平件什么事啊，各方各面的關系都好搞些噠？都給面子噠？”

我沒有回答，我知道他還有話要說。果然，吐出了一口煙之后，他又轉頭看著我，眼光凌厲而復雜，說：“你以為他們是喜歡我們啊，是佩服我們，是尊重我們啊？不是的，告訴你，他們是怕我們，就像是走在路上，怕一個手上提著刀的癲子一樣地怕我們。曉得不？不擺酒？呵呵，你以為我真是錢多了？”

說到這里，他的聲音更加低沉，幾不可聞。他說：“只有擺酒的時候，每天看著他們在我屋里喝酒，我才感受到了尊重。那種笑，都笑得讓我舒服。錢？錢算個什么？狗都不如！”

同樣，我也沒有回答；不但沒有回答，我甚至再也沒有勸過他。因為我了解他，他所體會到的一切，在我的生命中也同樣刻骨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