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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章荒政（3 / 3）

無數的救災物資和生活用品通過鐵路非常及時地運到了災區，海軍和陸軍出動兵力總計五千余，配合地方政府數萬名志愿人員，不僅及時轉移大量受災百姓，而且還封堵數十處被洪水沖垮的堤壩，避免了更大范圍的洪水泛濫。

若是大陸秦國或者歐洲各國的政府和官員見了，定然會為齊國這般卓有成效的救災行動挑起大拇指，暗贊一聲好。

要知道，在秦國境內，若是發生各種災情，需要地方先逐級上報皇帝，朝廷派人去勘災，并且災情還需夠六分災以上、最后皇帝批復才能進行后面的賑災行動。

以神州大陸之幅員遼闊，這些流程跑一圈下來，大多災民都早已陷入絕境，要么衣食無著餓死街頭，要么背井離鄉，逃往外地就食。

甚至，在一些災情極為嚴重的地區，因為未得詔令，很多官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無數災民活活餓死，也不敢私自賑濟。

即使朝廷召命下來，允許賑濟災民，但囿于窘迫的財政，賑災力度非常弱，下撥的錢糧也僅能讓災民吊著一口氣，不至于餓殍遍地，繼而引發饑民暴動之惡事。而災后蠲免（豁免）錢糧稅收也較少，最嚴重的十分災(作物全部絕收)，也僅蠲免五成左右的賦稅。

秦承明制，而明延歷朝，規定勘災分為十分，只有六分以上都沒了，也就是絕收超過60%才算災，六分以下不算災，這個現象叫“勘不成災”，均不予賑濟，由地方自行籌錢糧賑災。

這導致很多接近災賑等級，但不能享受賑濟的災區，還須嚴格繳稅，更別提獲得任何救濟，從而會在某種程度上加重、擴大了災荒程度，彰顯出傳統農業社會災賑制度的刻板及固有缺陷。

比如，“大秦乾元四十六年的北方大旱”，多大點事，不就是氣候異常，干旱少雨導致糧食大面積減產、絕收。

若是秦國內閣和地方政府能響應及時，動員百姓積極抗旱保墑，盡量減少災情，同時，再從湖廣、江西等糧食主要產區及時調撥大批賑濟糧，以穩定當地恐慌躁動的局勢。

然后再宣布對災情不同程度的府縣蠲免（豁免）一定的錢糧稅收，安撫住民心。如此這般，也不至于搞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區的災荒不斷擴大，使得整個北方地區的形勢惡化得一發不可收拾，造成大量災民外逃，繼而便宜了海外諸夏幾個國家，使得他們借機大肆招攬難民運回各自地盤，充實本國人口。

反觀齊國政府，但凡地方發生災害，不論是地方總督，還是府縣主官，在“情急之勢”，可在無需事先奏報中央政府的情況下，自主采取賑濟措施，事后“題報內閣”即可。

“務須一有水旱災情，立即賑恤，然后民得實惠，毋庸等待奏報”。

不論是“六分災”，還是“三分災”，齊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皆予以賑濟，并奏請上級后，予以大幅度的錢糧稅收蠲免，甚至還會對災情特備嚴重的地方施以額外錢糧補助，以度災后難關。

至于對災情勘定，那也是有的，不過此舉是為了區分中央和地方事權責任的界定，也就是說，災情若是重大，地方政府擺不平了，就只能甩給中央政府一部分責任，請求撥付相應資金和救災物資。

可以說，齊國的“荒政”集歷代和各國之大成，并有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與其他國家相比，齊國政府對災害尤為高度重視--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除了漢洲本土蛋疼的環境使得災害頻繁，還有就是長期人口資源的不豐，導致政府對人口和民生比較重視--把能否妥善救災安置災民看做關系到社會穩定的治國安邦大計。

“一有災傷，蠲免之詔屢頒，賑濟之法頻施”。與此相適應，齊國還涌現出大量卷軼浩繁、論述系統全面、又重在指導具體辦理方法的賑災救濟專書，并形成地方官必須以“荒政”為己任的社會氛圍，從而大大促進了“荒政”的發展。

歷數十年，齊國的各項救災措施已完全制度化，并不斷加以改進。用以備荒救災的倉儲制度也充分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辦理賑務上也是組織周密，有條不紊，效率較高，反映了齊國救災能力已達到這個時期的最高水平。

我大齊煌煌帝國，豈能因國內患災而不恤民情，以致百姓流離，甚至生出暴亂之事，讓外人徒增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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