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法典”以文本形式公布于眾，這不僅在猶太人的歷史上，而且在人類歷史上都是一個里程碑。這是邁向《圣經(jīng)》經(jīng)典化的第一步，并因而用書面取代口頭語言定下了至高無上和確鑿無疑的行為準則。隨后幾個世紀里，在《圣經(jīng)》逐步完善的同時，法典的寫定過程也完成了，它給人類思想戴上了桎梏，從此以后，人類思想在西方世界就再也不能完全解放了。此前，口頭的言辭是自由的，所以思想也是自由的，因為言語只是有聲和分音節(jié)的思想。先知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因為他們的思想和言辭，據(jù)認為來自神靈的啟示。甚至祭司也遠非受隱秘傳統(tǒng)的束縛；盡管上帝應(yīng)該并不借助他們的口說話，但他們在實施拈鬮和其他手工技巧的神諭方法時，無疑給自己留下了相當大的發(fā)揮余地，通過這些方法，神應(yīng)允向焦急的求詢者顯示他的旨意。但當神諭被寫下來時，它們就成了刻板文章并不可變更了。它們從流動狀態(tài)凝固為水晶狀，具有其全部硬度和恒久性。活的生命體被僵死的文字所取代。律法書抄寫人趕走了先知甚至祭司。于是，祭司就只剩下祭祀功能，而不再有神諭功能了。從此以后，以色列人就成了“書本民族”。最高的智慧和知識的獲得不是來源于獨立觀察，來源于自由研究人和自然，而是來源于亦步亦趨地解釋寫定的文本。創(chuàng)作者必須讓位給詮釋者。創(chuàng)作了《圣經(jīng)》的民族的天才人物，就只好屈尊去從事寫作“塔木德”的工作。

我們可以頗具信心地確定“申命法典”所頒布的年代，但我們沒有材料確定“申命法典”編于何時。它發(fā)現(xiàn)并公布于約西亞在位的第18年（公元前621年），它一定要么寫于國王在位的前一段時間，要么寫于他的前輩瑪拿西統(tǒng)治時期；因為材料自身證明了它不可能很古老，它應(yīng)當編撰于公元前7世紀的某個時候。總的來說，最可能的假設(shè)看來是：《申命記》寫于瑪拿西在位時期，而在這個壞國王的暴虐和殘酷統(tǒng)治下，為了安全起見，它被隱藏在神廟里，它在那里直到虔誠的約西亞著手修葺神廟期間才重見天日。實際上，有時也懷疑這本書是神廟祭司所造的贗品，他們出于虔誠的目的，策劃把此書冒充古本獻給正直的年輕國王。但是，任何沒有偏見的人在考量這個慷慨提供的稿本時，可能都會覺得這種懷疑是不公正和苛刻的，因為這一稿本一旦成為新法典，將有利于耶路撒冷接受那些因地方神廟遭破壞而被剝奪了薪俸的鄉(xiāng)村教士。這些被解職和剝奪了錢款的教士墮落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只得來到都城以謀求與他們的城市同僚同等的地位，并享有祭司的同等尊嚴和酬金。我們只能公正地對待城市教士，設(shè)想他們固守著古老的有益格言“beatipossidentes”，設(shè)想如果沒有法律的嚴酷強制，他們是不會自覺樂意地向來自鄉(xiāng)村的貧困兄弟們伸出雙手并打開自己的錢包的。

不論《申命記》的無名作者是誰，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即他是一個沒有偏見的愛國者和改革者。他由于對自己祖國的摯愛以及純粹的宗教和道德熱情而精神振奮，認為宗教和道德都受到了地方神廟的各種迷信習俗和無度的危害。很難判斷他到底是祭司還是先知，因為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顯示出一種祭司的（或無論如何是立法的）內(nèi)容與先知精神的融合。他寫的東西看來的確受到公元前8世紀大先知阿摩司、何西亞、以賽亞的感召影響；他從他們那里接受了道德高于禮儀規(guī)范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建筑在宗教和倫理原則、虔誠和仁慈、對神和人的愛的基礎(chǔ)之上的法律體系。在將這些原則向他的聽眾和讀者推薦的同時，他很自然地進入了一種誠摯的、悲哀懇求的急切講述，更接近于演說家的熱情和興奮，而不是司法者的明斷冷靜和立法者的莊重嚴肅。他給現(xiàn)代讀者留下了一個布道者的印象，他正在向大教堂回音繚繞的側(cè)廊里全神貫注的聽眾，滔滔不絕地展示其充滿激情的口才。我們仿佛已經(jīng)看見了演說者炯炯的目光和熱切的手勢，已經(jīng)聽到他洪亮的聲音像銅鐘那樣在高高的穹頂下回蕩；時而輕松自信和希望，時而尖利自責和后悔，時而極度恐懼和絕望，不斷變化的感情打動了他的聽眾。最后，布道者強烈地暗示了對罪人和不服從者的可怕警告和極度憤怒的譴責，然后，他的聲音慢慢歸于靜寂。就如一位杰出批評家正確地指出的，講演者在結(jié)束時仍然保持其演說的力度，這在《舊約》中是無可匹敵的。

可是，盡管改革毫無疑問受到動機最純正的擁護并形成真正熱烈的浪潮，冷靜的宗教研究者也許會提出疑問，即從理論上看，在單獨一個神廟里集中禮拜活動是否與其說標志著進步，不如說標志著一種倒退；而從實際上看，改革是否能不帶來以某種方式削弱改革進步作用的不便之處。

一方面，對現(xiàn)代人的智慧而言，已經(jīng)習慣了將神想象為既不受空間限制又不受時間限制，所以他的崇拜者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近他，而且，認為只有耶路撒冷才適合崇拜他的想法即使不說是荒謬的，也總是天真的。的確，認為存在著一個無所不在的神這樣的抽象概念，更適合以遍地分布的大量神廟來表現(xiàn)，而不是以都城里單獨的一個神廟來表現(xiàn)。另一方面，從實際上的便利來考慮，未經(jīng)改革的老宗教比它的競爭對手占有某些顯著的優(yōu)勢，在古代的體系中，比如說，每個人都有他的神在他家里，他可以在遇到疑惑和困難、悲哀和苦惱的各種情況下向神求教。而在新體系下就不能這樣做。農(nóng)民來到耶路撒冷神廟可能不免有漫長跋涉的路程，當他沉浸于自己小農(nóng)場里的勞作時，可能很難抽出時間來進行這樣的旅行。因此，無須驚訝，他處在新的制度下，有時仍然會思念老的制度；也無須驚訝，毀壞地方神廟對他來說應(yīng)當是一樁令人震驚不已的褻瀆罪，這就像拆毀所有的鄉(xiāng)村教堂和伐倒那些“村里蠻荒的祖先們曾經(jīng)在其神圣的樹陰下睡眠過”的古老榆樹和遠古時代的紫杉樹，對英國農(nóng)民來說同樣是駭人聽聞的褻瀆罪。

我們英國樸素的村民發(fā)現(xiàn)他們所熟悉的凸顯于樹木之中或掩隱于山肩上的灰色城樓或塔尖不見了，他們會多么的悲哀！他們想聆聽越過田野、感召他們?nèi)ソ烫玫陌蚕⑷沾箸姷暮椭C鐘聲，又是怎樣一次次徒勞失望，他們和他們的祖先曾經(jīng)如此經(jīng)常地在那里聚會，崇拜萬物共同的上帝！我們可以設(shè)想，當改革像一場颶風橫掃鄉(xiāng)村大地時，上述情境在本質(zhì)上與猶地亞的農(nóng)民沒有什么不同。他可能懷著沉重的心情，親眼目睹了反偶像崇拜者（改革者）們所做的破壞和蹂躪行為。請看，在遠處的小山頂上，在葉片濃密、樹冠如蓋的橡樹樹陰下，他和他之前的祖先們每年都收獲第一把金黃色的谷物和第一束紫色的葡萄。他經(jīng)常看見樹叢上方寧靜的空氣里祭品的藍色煙靄裊裊上升，他也經(jīng)常想象神本身就在離此不遠的什么地方，也許在那邊豁開的云朵間，一道陽光從縫隙里透出來，形成薄霧的光輝，神在附近某處聞到了喜愛的馨香，就為他祝福并送給他禮物！而現(xiàn)在，小山頂上一片光禿、荒蕪；長期庇蔭著那里的森森古木已被砍伐殆盡，他過去經(jīng)常在上面澆祭油脂的灰色石柱已被打碎，殘石遺棄在四周的地面上。看來，神已經(jīng)離開了。他去了都城。如果農(nóng)民想找他，就必須跟他到那里去。

這可能是一次長途而疲乏的旅行，鄉(xiāng)下人很少有時間帶著他的祭品跋涉攀過山丘、渡過溪谷，來到耶路撒冷。他在這里，要擠過一條條狹窄的街道，混雜在神廟區(qū)內(nèi)喧鬧擁擠的人群里，在這里，他要帶著羊羔站在經(jīng)過長途跋涉而雙腳酸痛、渾身污穢的崇拜者排成的長長隊伍中等待，這時候，祭司卷起雙袖，一只一只殺死拿到面前的羊羔。最后，終于輪到他了，他的羊羔噴出的鮮血像一條小溪，匯入流淌在神廟院子里的猩紅色潮水中。于是，人們對他說，這樣更好一點，神也許真的喜歡住在這些莊嚴堂皇的建筑和寬敞的院落里，喜歡看見那些鮮血，并聽到神廟合唱隊的圣歌。但是對他來說，他不無遺憾地回想起寧靜的小山頂上，回想起山上森森的古樹和極目遠眺所見到的寧和景象。可是毫無疑問祭司們比他更聰明；于是神的旨意就實現(xiàn)了！許多單純的鄉(xiāng)下人在改革后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朝圣時的質(zhì)樸想法可能就是這樣。他們當中不止少數(shù)人，當時可能是第一次見到這個大城市的壯觀和骯臟；因為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猶地亞的農(nóng)民們就像現(xiàn)在英國邊遠地區(qū)的農(nóng)村居民一樣，是懶得出門的人；他們中間許多活著的人和已故的人，從來沒有離開自己故鄉(xiāng)的村莊外出超過幾英里遠。

但是在猶地亞王國里，改革僅維持了一段不長的時間。自從約西亞王實行他對國家的宗教和道德革新措施以來，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巴比倫的軍隊就突襲了耶路撒冷，占領(lǐng)城市，并擄走了國王和各種精英人士，將他們囚禁起來。某些促使改革開始的原因，后來阻止了改革的完成。

因為我們堅信，改革的主要激勵力量之一是逐漸增強的對外來征服的擔憂，這些激勵力量喚醒了最優(yōu)秀的猶太人的良心，給他們增添了力量，并促使他們在還來得及的時候進行內(nèi)部整頓，以免像一個世紀之前亞述人將災(zāi)難加在北方王國的頭上那樣，巴比倫人突然將同樣的災(zāi)難加在南方王國的頭上。烏云漸漸升起來，如今已經(jīng)完全遮蔽了猶地亞的上空。處在逐漸逼近的風暴的陰影下，遠處的雷聲在耳邊低沉地隆響，虔誠的國王和他的大臣們極力推行著改革，他們希望憑借它來轉(zhuǎn)移即將到來的大災(zāi)難。以色列人懷著對超自然現(xiàn)象的盲目信念，這是他們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們的弱點所在，是他們對待外部世界的態(tài)度。他們把民族危亡歸結(jié)為民族之罪，并相信長途跋涉的侵略軍可能會因為這種對異教崇拜的壓制和一部更好的獻祭禮儀法規(guī)而得到阻止。在喪失政治獨立的威脅下，他們顯然從來沒有想過只依靠物質(zhì)武器，而不那么具有宗教傾向的人們在類似的緊急情況下是會本能地拿起這樣的武器的。建筑堡壘、加固耶路撒冷的城墻、武裝并訓練男性公民、尋求外國同盟者的援助——所有這一切措施對非猶太人來說只是普通常識，但是對猶太人來說可能意味著對耶和華神的不虔誠的懷疑，因為耶和華足以保護他的人民抵御敵人。實際上，古代的希伯來人幾乎很少考慮歷史事件中的純自然原因的作用，就像他們不考慮諸如下雨、刮風的過程或季節(jié)變化等自然原因的作用一樣。

在人事關(guān)系中，就像在自然過程中，他們滿足于探尋上帝之手。而這種對超自然力量是所有事件的根本原因的冷靜默認，對于在政務(wù)廳里商量政治措施，以及對于在實驗室里不帶偏見地探尋物理力量的作用而言，幾乎都是一種極大的妨礙。

約西亞王為了避免民族滅亡而推行的改革完全失敗，但是，這一點也沒有動搖猶太人對歷史作宗教性解釋的信念。他們相信宗教習俗和禮儀的功能是民族福祉的第一需要，改革和王國同時垮臺，遠遠沒有減輕這種信仰，顯然大災(zāi)難與其說削弱了，不如說增強了這種信仰。他們并不懷疑他們采取的絕對智慧的措施，反而得出結(jié)論，認為他們貫徹這些措施還不夠徹底。因而當他們作為囚徒在巴比倫安置下來不久，就開始設(shè)計一套更加復(fù)雜的宗教禮儀體系，期望通過這些禮儀確保已經(jīng)喪失的神的寵愛重新歸來，以及確保流放結(jié)束能夠回到自己的祖國。新體系的第一張草圖是以西結(jié)在其靠近迦巴魯河的流放地勾畫出來的。作為一個祭司和先知，他本人一定很熟悉第一神廟的禮儀，他所提出的方案是未來改革的理想綱領(lǐng)，毫無疑問是建立在他過去的經(jīng)驗之上的。然而它吸納了那么多的舊因素，同時又提出那么多新內(nèi)容，包含了更豐富、更頻繁、更嚴肅的獻祭，以及教士與常人之間更令人生畏的區(qū)別，神廟及其領(lǐng)地與世俗世界的更為嚴厲的分離隔絕。

以西結(jié)與他所追隨的處于放逐中的以前的大先知們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大先知把他們的教誨的所有要點建筑在道德功用上，并否認習俗和儀式的目的是讓人可以有一種將自己托付給神的最佳或唯一的方法，而以西結(jié)看來把這兩個對象互換了位置，因為他幾乎不談道德，相反談了很多禮儀。他在囚禁早期所公布的綱領(lǐng)，后來由流放中的祭司派思想家和作者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一百年后，公元前444年，《利未記》中成熟的法律體系才由以斯拉在耶路撒冷頒布問世。這部體現(xiàn)了如此多勞動和思想成果的文獻就是“祭司法典”，它組成“摩西五經(jīng)”的主要內(nèi)容。從此，猶太教時期開始了。以色列人完成了從一個民族向一個教派、一座教堂轉(zhuǎn)變的過程。“祭司法典”將“石板記錄”變成了一座大廈，成為批評家們從“摩西五經(jīng)”中區(qū)分出來的第三部以及最后一部律法。現(xiàn)代《圣經(jīng)》批評學中關(guān)于《舊約》的基本學說認為它是最晚產(chǎn)生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