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宋子文主張撤銷鹽務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沒有撤銷，反在30年代初達到了全盛時期。據1930年9月的統計，其大小機關達1870處，服務人員14815人，經費達1689萬元。鹽務稽核所實際上已成為僅次于海關的第二大稅務機構。

當時，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鹽務稽核所，在中國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過控制鹽務稽核所，以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于是他規定，鹽務稽核所直轄于財政部，由財政部任免人員、制定規章制度，希望以此來控制稽核所。然而，由于鹽務系統長期的穩定性和獨立性，財政部對其也難以完全控制。

為了阻止鹽務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籌建了稅警團，稅警團征招有知識的青年人，并在軍校加以培訓，所以素質較高，加上全部美式裝備，戰斗力亦較強。稅警團共分三團，其中有一團在成立后被蔣介石“借用”到江西參加“剿共”，另二團分駐私鹽最猖撅的兩淮鹽場各地。宋子文還和軍政部聯系，在稅警團無法進行海上緝私時，可以取得海軍方面的協助。

由于宋子文措施得當，南京政府初期，鹽稅收入增加較快，從1928年度到1933年度，鹽稅收人為3000萬元、1．22億元、1．5億元、1．44億元和1．58億元（除1932年度因東北喪失而損失不少收人外），其他年份都處在穩定的增長之中。所以，宋子文當時頗為得意地提出：“十八年九月，財政部競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攤還鹽債，并有余力可清償舊欠矣。”

如果說宋子文的第二刀--鹽政改革是成功的話，那么第三刀則是稅制改革。

當時宋子文的稅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輸統稅。所謂統稅，就是一物一稅。具體地說，就是對國內工業產品進行一次性征稅后，即可通行全國，不再征收稅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鑒于清季以來全國各地舉辦的具有通過稅或物貨稅性質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他立即著手整理國內稅務，以便增加收人，穩定財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臺伊始，即頒行煙草統稅條例，明確規定卷煙統稅為中央稅，由財政部設立專門機構掌握。同年2月成立卷煙統稅處于上海，隨后又在各省設立卷煙統稅局。卷煙稅率在開征初期，為值百抽五十。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煙草統稅條例，規定洋煙交納7．5％，土煙為40％，未制成卷煙的熏煙，稅率定為每百斤征收國幣3．6元。

隨后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設立棉紗統稅籌備處，辦理棉紗統稅事宜。當時我國大機器紡紗織布工廠很少，規模也不大。據1929年調查統計，全國華商經營紗廠只有73家，每年產紗額在130萬包左右。宋子文規定：本色棉紗在23支以內者（即粗紗），每百斤征收國幣2．75元；本色棉紗超過23支者（即細紗），每百斤征收國幣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訂了征收火柴統稅條例，其規定稅率為：長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過75支者，每大箱征稅5元；長度在4．3公分以上至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稅10元。同時，宋子文還開征水泥稅，其稅率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稅6角；重量超過或不及380磅，其差額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而在麥粉方面，宋子文規定，其稅率為值百抽五，即每包1角。

以上為開征時生產率。實際上，隨著統稅條例的不斷修訂，各種貨物的生產率是變化的。而當年統稅的開征，為南京政府開辟了財源。以1931年為例，南京政府的統稅收入為：卷煙稅0．50018億元、棉紗稅015656億元、火柴稅0．04168億元、水泥稅0．01735億元、麥粉稅0．05837億元、熏煙稅0．01584億元、啤酒稅0．00663億元，以上各項計約8000萬元。1931年南京政府財政收入為5．53億元，統稅收入約占七分之一。當年來子文籌款理財的這些做法，確實為南京政府的財政問題，解決了不少困難。

但是，收人增加并不意味著稅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體恤民間疾苦”的口號下，為人民實際增加了許多苦難。就鹽稅本身而言，根據亞當·斯密征稅原則，一種優良的稅法必須堅持平等的原則，即收入多，多負擔；收入少，少負擔，以調節貧富，為大多數人造福。而鹽稅則不然，它是按消費量征稅，而窮人并不因為窮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鹽。對于這種不良稅法，南京政府應該加以廢除，而代之以所得稅之類按納稅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稅。但它目光短淺，只為保持收入而繼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當年中國廣大的貧苦人民，仍不能擺脫長期以來的經濟枷鎖。

當年宋子文的第四刀是建立中央銀行，實行金融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際，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歸國民政府而已。中國銀行是1905年在北京創立的，前身為“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進入民國后，在“大清銀行”基礎上，1913年2月另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則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郵傳部，主要為鐵路、電報、郵政、航運四項業務的收付款而設立。各地已有支行。這兩家銀行是當時中國金融界獨有的銀行。和西方文明國家比較，當時中國的銀行業還顯得陳舊落后。

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個經濟問題，這已是經濟學家的共識。當年蔣介石要獨霸天下，即知銀行的舉足輕重。而宋子文早年作為廣州銀行行長，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個炎熱的夏天。而被稱中國四大火爐的南京，當時更是熱浪烤人。

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作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連續組織并主持了兩次全國大型會議：一是6月的全國經濟會議；m是7月的全國財政會議。就是在這兩次大型會議上，宋子文同與會者反復論證了中央銀行成立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重要性，并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認可。

會議下來，宋子文又冒著酷暑，通宵達旦，組織人起草《中央銀行章程》。

該章程規定：中央銀行性質為國家銀行；注冊資本2000萬元，由國庫一次撥出2000萬元公債預約券作為股本；行址設在上海外灘15號，各地設分行。其特權有發行兌換券，鑄造及發行國幣，經營國庫和內外債；業務范圍主要經營國庫證券、商業票據買賣和貼現，辦理匯兌發行期票，買賣金銀，接受存款和貸款等；總裁為宋子文，亦稱行長。副總裁為陳行。中央銀行除設總裁外，另設有理事會和監事會等等。

當時，宋子文提出組建中央銀行的書面報告，蔣介石極力贊成。報告呈上沒出3天，批復就下來了。

1928年11月1日，中央銀行終于在上海成立。蔣介石親自剪彩，總裁宋子文披紅戴花。實際上，這也是蔣宋銀行的成立。因為一切都由他們二人說了算；而所謂的理事會、監事會，不過是配角而已。

中央銀行的成立，標志著南京國民政府對金融的重視。其實這還不是目的。當時對于野心勃勃的蔣介石政權來說，爭霸天下才是其目的。而既要爭霸天下，就要實行對金融的壟斷和控制。因而他們第一個獵取的目標，就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中國銀行原有資本2000萬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將該行總管理處由北京遷至上海，并修改其銀行條例，規定資本為2500萬元，并強行加入“官股”500萬元，同時指定其為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1928年宋子文又將交通銀行總行從北京遷至上海，并頒布該行條例，規定資本為1000萬元，加入“官股”兩成即200萬元；并指定其為特許的“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這樣，后來形成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就滲入了“兩行”。

宋子文雖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當時“官股”在中國銀行股本中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銀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資本、信用的實力而言，當時中國、交通兩行都超過了中央銀行，因而宋子文對“兩行”一時還難以駕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兩行”條例，并分別予以增資。而到30年代中期，“兩行”中的“官股”已超過半數；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對交通銀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長。就這樣，他終于實現了對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控制。

宋子文當時的第五刀：就是要廢兩改元，統一中國貨幣發行權。

廢兩改元，與秦始皇當年的統一度量衡極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這里。

所謂廢兩改元，就是廢除銀兩，改用銀元。中國原來使用白銀貨幣，其單位為兩。稱量銀兩的衡器為“平”。清代國庫所有的“平”稱為“庫平”。一兩等于37.3125克。廢兩改元前，中國各地使用的銀兩單位，主要有海關兩、庫平兩、規元兩3種。自16世紀以來，外國銀元開始流入中國。鴉片戰爭后，在通商口岸開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國、香港和美國貿易銀元。原有的銀兩標準既不一致，新進的銀元重量也有差別。銀兩與銀元之間的折算稱為洋厘。通常1銀元折合7錢銀兩左右，且依市場上銀元與銀兩的多少而浮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