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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北風“粵秀”號輪船沿著廣東、福建、浙江的海運航線一路朝著上海駛去，而素來厭惡官場的無聊應酬的張之洞，沿途自然也沒有下船，何況在他現在的眼睛里官場上更沒有幾個人可以值得晤談，故而沿途各級地方官員的盛情邀請及登船拜訪等等，皆被他一概謝絕了，甚至連閩浙總督卞寶第的面子也不給。船至閩江口，福州府近在咫尺，他既不上岸進城去看卞，也謝絕卞上船來看他的好意。

張之洞的此種舉動，為官場所少有。有說他不近人情的，有說他清高的，也有說他居功驕傲的，他都充耳不聞，我行我素。趙鳳昌和身邊的一眾幕僚勸他不必如此固執，像上海道、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這些官員地位既重要，資格也老，不妨見見聊聊，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而張之洞卻是冷笑道：“什么地位重要資格老，盡是些尸位素餐之輩！”

對于這一切，已經入張之洞幕府的唐浩然，自然也曾聽說，但對于他來說官面上的事情，自然勞不著他來摻和，更何況他也無暇摻和此事。

他壓根沒想到張之洞交給他的任務，卻是讓他把歐美游歷二十年的所感所悟寫下來，以向國人介紹西方，因其國學不顯，還特意吩咐由辜鴻銘則代其潤色。

就這樣從那天起，唐浩然便閉門于艙室中開始動手寫起這本書來，書名自然叫做《大國的崛起》，這也就是在按照回憶書寫著大國的崛起時，唐浩然才恍然憶起在歷史這一時期中國的特殊之處。

此時滿清王朝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個中央帝國前所未有的和世界局勢聯系在了一起。4年前中法戰爭結束后，舉國上下人們也隱約的認識到了要變革，否則各國列強輪番打過來。于是舉國上下便有了大辦洋務的共識，這才有了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督辦南北鐵路之事，盡管張之洞是慈禧扶植起來以抗衡湘軍和淮軍勢力的人物，當然這是滿清的平衡之道，欲借張之洞興辦洋務，抗衡李鴻章等人主導洋務的局面，但在另一方面，現在即便是曾主導朝廷的頑固保守派亦贊同大辦洋務，而張之洞即是其中的代表，同時亦主張了解西洋。

別人為什么強盛，“我大清”為什么老是挨打賠款，在過去數十年間早已成了士大夫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有的人閉上眼睛當鴕鳥，仍然沉浸在中央帝國的迷夢當中，卻有更多的人想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一下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日本有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物。以在歐美游歷十年的經歷，寫下了《西事記聞》向國內介紹西方的書籍。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維新賢臣正是通過其所著之書了解西方，學習西方，進而興革國內事物。象國民教育這樣的政策，基本就是從西事記聞當中直接照抄的。

而反觀這會的“我大清”，還在幾十年當中抱著魏源的《海國圖志》說事，這本不僅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大概就是船堅炮利之類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謬誤極多。在這十九世紀末最關鍵的二十年當中，中國竟然沒有一本系統介紹西方，研究西方的書籍問世！

就算有了同治五年，出使泰西諸國斌椿，將旅西所見著有《乘查筆記》一書，進而刊于京師，雖說其更傾向于獵奇，且對西方觀感全流于表面，卻也是一時通國傳觀，抄襄陽播掿之詞者，頓為紙貴。

如張之洞、李鴻章為首的士大夫階層不是不需要這類書，否則也不會有《乘查筆記》的洛陽紙貴。這會的統治階層也極端需要通曉洋務的能員，結果能用的，不是譯書局培養的只會洋文的翻譯，就是很少幾個當年的留美幼童。很難談得上了解當時世界各國內情。求賢諾渴的大員們更是千方百計的招募精通洋務的能員，早在十幾年前，李鴻章與沈葆楨各出白銀三千兩,共六千兩白銀作為伍廷芳的年薪。

而現在，張之洞讓自己將游歷歐洲所聞所見書寫成冊，這是為何？難道是想借自己之書，令國內大員、書生全面了解西洋？了解西洋因何而強？

自然，實際上從未游歷歐洲各國的唐浩然寫不出一本全面介紹西洋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的書，更不可能對西洋各國的國體、政治加以解析，事實上，這會的還抱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員們，也不需要這些，他們需要的是對西洋的最直觀的了解，這本書只需要回答一個問題——西洋為何強，如此便足夠了，大員們可通過它知道西洋之強在于科技，在于教育，而其它人亦可從書中窺見西洋強大的根源。

現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很復雜的簡單化，變成簡單的歷史故事，讓人更直觀的了解西洋各強國的歷史、文化更重要的看到他們的崛起之路。

于是沒有任何懸念的，唐浩然選定了抄襲后世的《大國崛起》，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羅斯，甚至還有日本、奧斯曼帝國這十個國家作為《大國崛起》的主角。

盡管在書寫的過程中曾看過的《大國崛起》一書，在唐浩然的腦海中記憶極為清晰，但在書寫時，唐浩然還是加入了許多東西，在講述各國崛起之路時，同樣將世界當時各主要強國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外交戰略等等層面，在其變革過程中條理清晰的將其一一介紹，如果說與張之洞“聊西洋”時，他還是引用大國的崛起的話，那么寫完了葡萄牙一書后，卻已經腦洞大開的引入其它諸多方面的內容。

在隨后的航程中于“粵秀”二等艙艙室內，唐浩然他每天除去吃飯，便是不停的寫著，至于船到了什么地方，船外是什么景色，是不是快到了上海，他都沒有注意到，而為其潤筆的辜鴻銘同樣也忙了起來，每天都要為其書寫的內容加以潤色。

在船駛入長江口，即將結束這漫長的航程時，在船艙內張之洞放下手中的湖廣地志時，環視一眼艙室，卻像是少了什么似的，便問道一旁的趙鳳昌。

“湯生這幾日在忙什么？似有幾日未見他了？”

幾日來，從不見客的張之洞一直沉迷于有關湖北湖南兩省的書籍。從歷史沿革到近世建制，從文化源流到風俗物產，從江漢荊襄往日的大事名流到晚近湖湘人物的風云際會，他都一一裝在胸中。在他看來，這些湖廣省情要遠比言不由衷的客套話、別有所圖的殷勤款待重要得多。惟一中斷的一次是在得知彭玉麟病死衡陽的訃聞時，他整整半天傷感不已，并親筆寫了一封悼函，寄給老將軍的親屬。也恰因過于沉迷，反倒忘記了吩咐辜鴻銘辦的事情。

“香帥，您不是讓湯生為唐子然所著書稿潤色嘛，這幾日他們兩幾乎寸步不離艙室，于艙內書寫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