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軍參謀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老軍長孫玉清，二十五師師長李太國、政委楊朝禮，二十七師師長王學禮、政委陳修坤，衛生部長單成孟等九軍干部聽說政委一回到軍部就直接來看傷員，都趕過來了。陳海松怕這么多人打擾傷員休息，就領著大家回到軍部前院的會議室。

在軍部會議室里，李聚奎贊賞地說：“政委，真有你的，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與總政委爭執，還下了兩個大紅人的槍，你可是渾身是膽呀！”

陳海松搖了搖頭：“我也是一時性起，本身沒什么，黨內出現意見分歧很正常，心平氣和地溝通就能解決，可我看他那不可一世盛氣凌人的態度，心想這還是共產黨的軍隊嗎？就沒忍住。我黨早就提出發揚黨內民主，實行民主集中制制度，我一直主張軍事問題要讓懂軍事的人謀劃，政治問題要請熟悉國內形勢的同志參與決策，現在看來紅四方面軍家長制作風很嚴重。”

“李特、黃超真不是東西，竟敢拿槍指著政委，也好，讓他們吃些苦頭。太狂了，當年指著鼻子罵朱總司令，害了那么多好同志，完全就是幫兇打手。”王學禮氣憤地說。

“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人，整自己同志那叫一個狠。古浪戰役后，非要把戰術失誤上升到路線斗爭上來，專案組折騰了半個多月，大會小會批判，還要槍斃孫軍長，我們九軍古浪傷了元氣，整頓傷了士氣，自那以后都是低著頭做人。我們反映過可陳主席就是不聽。”曾日三忿忿地說。

陳海松嘆了口氣“哎，思想的轉變需要過程，大家不要心急，更不要因此產生隔閡，畢竟都是革命同志，只是看問題的方法和角度有差別，形成的方案會有沖突，目的都是想把事情做好，需要通過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不斷交流才會形成統一。部隊現在情況怎么樣？”

李聚奎答道：“不算你們九軍獨立師，倪家營里還有兩千五百多人，一半人帶傷，基本上都有凍傷、體質普遍較差。渡河時咱們有6500人，將近3000條槍，現在不到一千條，子彈只有兩千發，機槍沒有子彈，迫擊炮全部損失。”

陳海松又問起部隊士氣，曾日三報告說：“天寒地凍，路遠溝深都沒有嚇倒戰士們，馬匪兇殘，缺糧少彈也沒有嚇倒戰士們，只是開戰以來處處被動實在讓人憋悶，有勁使不出。多虧你初步扭轉了戰局，可以牽著敵人的鼻子走了，明天傳達下去戰士們一定會很高興，士氣一下就會提起來。”

陳海松說：“戰役布局還沒有最終完成，我還得帶著獨立師在外面跑幾天，你們要做好部隊的宣傳鼓動工作，安心恢復身體養傷治病，最近敵人不會發動進攻，借此機會加強訓練，我會再運來一批步槍，爭取人手一只，還會加強你們一些重機槍和迫擊炮，讓大家盡快熟悉武器，掌握武器性能，提高射擊精度，在陣地前展開神槍手競賽，不要再節約子彈了，多打才能打準。要打的反動民團不敢露頭才行，只要他不放下武器，就要往死里打，打得他見了你就害怕，他才會老實。”

此時已是31日凌晨4點，陳海松打發大家回去抓緊休息，自己也裹了件大衣坐在椅子上睡著了。

與此同時相距近兩千里外的延安鳳凰山下一位中醫郎中李建堂的院子里，西廂房的燈光依然明亮，白紙糊成的窗欞上一個高大消瘦的身影正在伏案疾書。

他就是中國共產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主席。雖然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一年多了，經過艱苦努力，已經在陜北站穩了腳跟。但革命形勢依然嚴峻，黨內圍繞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爭論很大，各種思想影響著剛剛草創不久的根據地建設，影響著剛剛匯聚在一起的紅軍的發展。

長征過程中紅軍巨大的損失讓毛主席痛心疾首，廣昌陣地堆積的烈士遺體、湘江戰役飄滿忠骸的江面、寄養在西南大山里的自己的女兒、雪山頂凍僵的小戰士、草地上陷身泥沼的老兵時時浮現在他的眼前。20多萬條鮮活的生命消失在漫長的長征路上，那都應該是革命的生力軍，是抗日戰場上驍勇的戰士，是開創中國歷史新紀元的英雄，卻都早早的長眠在遠征的途中，太可惜了。革命的道路為什么就如此曲折、代價如此之大？他經常一遍遍回顧步履蹣跚的中國革命歪歪扭扭的成長足跡。

從二一年建黨之日起、二七年建軍之日起，共產國際對于正處于幼稚階段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黨的組織人事、戰略方針、軍事策略、根據地建設都由共產國際下屬的東方部直接指揮，黨的很多干部對革命充滿近乎偏執的狂熱，但沒有自己科學的發展規劃和正確的指導思想，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

當王明等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從蘇聯回來搬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并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失去識別和抵制的能力。在共產國際倡導的城市中心論思想主導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城市暴動，或組織進攻大中城市，大革命時期積蓄的革命力量消耗殆盡。善于總結經驗的毛主席從秋收起義部隊進攻長沙失敗中看出，弱小的紅色力量在敵人力量相對集中的城市無法生存，明智地帶領起義殘余部隊進入井岡山，后來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會合，堅持在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發展革命力量，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采用游擊戰、運動戰打破敵人圍剿，根據地一天天擴大，隊伍一天天成長，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全國在廣闊的鄉村建立了大大小小15塊根據地，紅軍發展到30萬人。

隨著中央機關的到來，共產國際的代表逐漸取代了朱毛對紅軍的領導權，推出大力發展、四面進攻戰略，大張旗鼓地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引來視長江中下游地區為自己統治核心的蔣介石的警覺和震怒，圍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多。

第五次反圍剿時10萬中央紅軍承受著百萬大軍的封鎖進攻，遠在莫斯科的王明提出武裝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中央根據地的李德、博古等指揮紅軍大打攻堅戰、陣地戰，一年不到的時間人員地盤大量損失，戰略空間被擠壓，局勢日漸惡化，只能選擇撤離。

大包小包搬家似的行軍再次造成大量人員損失，一個湘江封鎖線就留下五萬忠魂，紅八軍團一陣覆滅。

好在巨大的損失驚醒了廣大將士、無處安身的凄涼現實促使劫后余生的3萬紅軍開始質疑共產國際代表的能力和水平，中國共產黨終于從迷信中掙脫出來，明白了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含義，在遵義確立了毛主席對軍隊的領導地位，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從此懵懂的少年開始走向具有獨立思想的青年時期，逐漸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

好不容易到了四川西部與擁兵八萬的紅四方面軍相聚，又遇見野心勃勃的張國燾，不贊成北上建立抗日根據地，還要裹挾中央南下往敵人包圍圈里鉆，不得已中央紅軍獨自繼續北上。

前途未卜、舉目無親的中央在甘肅哈達鋪終于從舊報紙上得知陜北有個劉志丹，那里敵人力量薄弱，有一定的群眾基礎，這才欣喜若狂帶著不到八千人的中央紅軍一路跋涉于1935年10月16日趕到到陜北吳起鎮。可當地百姓從沒見過這樣一支自稱‘方軍’衣衫襤褸、渾身疲憊的軍隊，嚇得都跑了。

費了好大的勁找到當地黨組織又得知劉志丹等人被肅反抓起來了，一番整頓剛剛安頓下來又是大大小小的圍剿，直羅鎮戰役打退了敵人的圍剿，生活資源的匱乏逼得紅軍于36年2月東征山西，卻陣前折了陜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劉志丹。

36年10月與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中國革命力量首次會合在一起，又招來蔣介石的重兵圍剿，不得不做出寧夏戰役的部署，誰知敵人步步緊逼，參戰部隊被迫回援發動山城堡戰役，過河的三個軍無法獨立完成寧夏戰役，又因渡口被占無法撤回，只得改變計劃向西發展。

好不容易通過山城堡戰役三大主力紅軍團結戰斗，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增強了紅軍內部團結，鞏固與發展了同東北軍等部的統一戰線。又發生了西安事變，做了大量工作，終于促成了和平解決，為根據地休養生息和停止內戰創造了條件。

這剛從保安進入延安又傳來蔣介石調集重兵準備武力解決西北軍、東北軍，剛剛好轉的形勢又面臨重大危機，本指望河西西路軍能在外圍進行一番策應，卻得到全面被動、全軍被圍、請求增援的電報。

如何打破出爾反爾、對共產黨心懷敵意的蔣介石的軍事威脅，如何統一全黨的思想，利用當前的國內形勢，形成我黨領導的民眾廣泛參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何把各個根據地匯集過來的紅軍部隊融合為一個整體是他最近一直在反復思考的問題。

警衛員陳昌奉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抬頭看見紅軍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同志面帶喜色匆匆而來，這一定是有好消息要報告主席。可主席昨晚下了命令，不讓人打攪的。他只好迎上去說：“報告參謀長，主席昨天交代不讓人打攪。”葉劍英揮了揮手中的電報說：“顧不得了、顧不得了，有大事要匯報。”說完推開門就進了房間。

一股寒風吹起了桌上的手稿，也把徜徉在中國革命構想之中的毛主席從思緒中拉了出來，看了看桌上的座鐘開玩笑道：“劍英，這么早有什么好消息讓你睡不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