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哦，沒有，”她回答：“醫生說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誤會了，但是醫生指示時護士也在場，她沒搞錯。老實說，我嚇得寒毛直豎。舒憂沒有傷腸胃的副作用，這跟她的內出血似乎沒什么關系，沒有理由要她停藥，更不必這么突然停下來，即使是年輕健康的人，停藥也得依一定步驟循序漸進。服藥而效果不錯的人不該完全停止，但是治療我嬸婆的醫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藥。我打電話把那位醫生罵得狗血淋頭，又寫了封充滿火氣的信給醫院的院長，要求讓我嬸婆繼續服藥。現在她活得很快樂，就在本書出版前不到一個月，她剛過了一百大壽。我們每兩周帶她上一次發廊，這樣她在我們為她辦的小宴會，就會顯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會去陪她一整個下午，之前她在這時候都一副慵懶無力的樣子，但現在卻精神矍鑠。我向她報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時，她會高興得鼓掌唱起歌來。我們無話不談，她那慢慢恢復的樂觀與智慧，讓我受益匪淺。

同性戀者患病幾率高

同性戀者在所有可能患憂郁癥的族群中，患病比率高得驚人。在最近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觀察一對中年孿生子，其中一個是同性戀者，一個是異性戀者。異性戀者中，百分之四曾有自殺企圖，而同性戀者中則有百分之十五曾有自殺企圖。另一項研究隨機取樣近四千名十七至三十九歲的男性，百分之三點五的異性戀者曾有自殺企圖，而有同性伴侶的人曾有自殺企圖的則高達百分之二十。還有一項取樣約一萬名男女的隨機調查，在最近一年曾與同性發生性關系的人中，得憂郁癥及恐慌癥的比率明顯較高。

新西蘭針對約一千二百人進行一項長達二十一年的調查，發現認為自己是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很有可能出現重度憂郁癥、一般性焦慮癥、行為障礙、尼古丁上癮、有自殺念頭和企圖自殺。一項針對六千名荷蘭人的研究，顯示同性戀者憂郁癥比率比異性戀者明顯高出許多。一項在明尼蘇達州針對四萬名年輕人的調查指出，男同性戀者曾有自殺念頭的比率比男異性戀者高出七倍。還有一項針對約三千五百名學生的調查，男同性戀者有過自殺企圖的比率比男異性戀者高出七倍。另一項取樣了約一千五百名學生的調查，在曾有四次以上自殺企圖的人當中，同性戀者（不分男女）的比率比異性戀者多七倍。一項在圣地牙哥的研究發現，在男性自殺者中，有一成是同性戀者。如果你是男同性戀者，你得憂郁癥的幾率高得恐怖。

關于這方面的解釋有很多，有些還算有道理，有些則是胡扯。少數科學家認為同性戀與憂郁癥有遺傳基因上的關聯（我發現這種說法不但模糊，而且根本站不住腳）。有人認為，發現自己的性傾向異于常人，大多數同性戀者長時間不敢面對而飽受痛苦。流傳的理論還有許多，但同性戀者之所以容易憂郁，其最顯而易見的理由是大眾對同性戀者的恐懼。同性戀者比一般族群更容易受到家人的排斥，他們更難適應社會。由于有這些問題，他們不得不退學。他們傳染性病的幾率較高。在成年后，他們的伴侶不穩定。在晚年無人照顧。他們感染艾滋病的機會較高，就算沒有染病，一旦得了憂郁癥，很有可能發生危險性行為而染上病毒，因而更加深了憂郁。

最重要的是，他們大多過著封閉的生活，自我隔離也被社會隔離。2001年初，我到烏特勒茲（荷蘭中部的城市）與西奧·山福特碰面，他是同志憂郁癥研究的先鋒。不出意料，山福特發現未公開身分的同性戀者得憂郁癥的比例比公開的同性戀者高，而單身者又比有穩定長期伴侶的比例高。我推斷，公開身分和有固定伴侶可以緩解沉重的寂寞感，而寂寞最令同性戀者感到痛苦。整體來說，山福特發現，同性戀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無所不在且細微難察，有時候連造成這些問題的人也沒注意到，例如，就算是已公開身分的同性戀者，他們在職場中也不太愿意跟別人分享私生活。“在荷蘭，”山福特說：“我們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更能接受同性戀。我們覺得已經對同性戀很開放了，但依舊是個異性戀的世界，身為同性戀者，活在異性戀的世界中壓力非常大。

現在有許多同性戀者過得還不錯，其實已經有很多人成功克服同性戀者的復雜情結，擁有驚人的精神毅力，比異性戀者更強悍。但是同性戀者社群里，從性格堅韌到極度脆弱的人都有，心理健康差異比其他社群的人更巨大。”山福特明白自己在說什么。他花了很大的力氣來認清自己，承受父母的責難。二十歲時，他變得憂郁又脆弱。在精神醫院住了七個月，改變了父母的態度，使他們重新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從此他的心理狀況逐漸改善并保持健康。“我曾經孤絕過，又重新找回自己，”他說：“父母的教養不當是使小孩心中充滿自我憎恨的原因之一，這會在童年晚期凝聚成內化的同性戀恐懼思考方式。內化同性戀恐懼通常起源于童年早期的受虐和被忽視。”“在他們能夠與別人發生性行為之前，”福萊特曼與道尼寫道：“男同性戀者在小時候常被稱作‘娘娘腔’或‘玻璃圈的’，他們被揶揄、排斥，受肢體暴力的威脅，甚至被其他男孩攻擊。”

的確，199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有同性戀傾向者，在學校時常有財物遭竊或被故意破壞的事情。這些受創的經驗會造成他們缺乏男性的能力，因為被排斥而恐懼、逃避，從而被男性同儕孤立。這些痛苦的經驗會造成難以治療的“全面且頑強的自我憎恨”。同性戀遭遇歧視的問題與種族主義等其他歧視，在許多方面十分類似。每次看到柏林猶太裔青少年的自殺率，總會令我震驚，這表示遭受歧視的人會傾向于懷疑自我，看輕自己的生活，最后在憎惡之下完全絕望。但是，希望依然存在。“我們相信，”福萊特曼與道尼寫道：“許多男女同性戀終究可脫離過往的童年陰影，而融入同性戀亞文化更能夠幫助他們走出來。有正面作用的親密關系對受創的幸存者有治療的作用，加強了安全感、自尊心，支撐了認同感。達到正面的鞏固自我認同的復雜過程，需要在與其他同性戀者親切的人際互動里進行。”

第六章成癮

濫用藥物

憂郁癥與藥物濫用形成一個循壞——得憂郁癥的人好讓自己掙脫憂郁；濫用藥物的人攪亂了生活，最終患上憂郁癥。

新抗郁劑是否會重蹈現代化的覆轍，沒有給人更多的自由，只是提高了生活的期望和速度？我們是否處于創造新的超人的危險邊緣？

我希望能和一大群從憂郁和酒癮中走出來的人一起跳舞，嘲笑那巨大的憂郁。那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憂郁癥與藥物濫用：這里的“藥物”指的是廣義的“毒品”或易成癮物質(如尼古丁、酒精、古柯鹼、海洛因等)，形成一個循環。得憂郁癥的人濫用藥物好讓自己掙脫憂郁；濫用藥物的人攪亂了生活，最終患上憂郁癥。到底是“天生傾向于”酗酒的人變為酒鬼，于是濫用藥物而產生憂郁；還是天性憂郁的人把飲用酒精當成一種自我治療——兩種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血清素減少，在加劇酗酒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逐漸加重的憂郁可能會造成身體性的酗酒加劇。

事實上，神經系統的血清素含量與酒精的飲用量成反比。以非法藥物進行自我治療常會得到反效果：合法的抗郁劑藥物剛開始會有副作用，慢慢才有預期的效果；而濫用的藥物通常是一開始就有期望的效果，然后慢慢產生副作用。選擇百憂解而不用古柯鹼是一種延緩滿足感的策略；選擇古柯鹼而不用抗郁劑是因為渴望得到立即的滿足。

所有濫用的藥物——尼古丁、酒精、大麻、古柯鹼、海洛因，和其他二十多種已知藥物——都會對多巴胺系統造成影響。有些人天生就有使用這些藥物的傾向。濫用的藥物分三階段作用于大腦。第一階段作用于前腦，影響感知；然后，這會刺激連向大腦各重要部位的神經纖維——我們和爬蟲類一樣都有這些部位——最后，它們會把興奮的訊息送到大腦其他部位，通常是影響多巴胺系統。像古柯鹼，其作用有可能是阻斷多巴胺回收，因此會有大量多巴胺飄蕩于大腦中；嗎啡的作用是促進多巴胺的分泌。其他神經傳導物質也會受影響；酒精影響血清素，有許多藥物可能會提高腦啡肽。不過，大腦擁有自我調節的能力，以保持刺激訊息的穩定：如果讓大腦泡在多巴胺里，大腦就會發展出對多巴胺的抵抗性，因而需要愈來愈多的多巴胺才能引發反應。若不是多巴胺受體數量增加，就是現有的多巴胺受體敏感度降低。這就是為什么上癮者對的需求量會漸漸增加的原因，也是為什么停止依賴藥物來刺激過量多巴胺的人，在漸漸復原時會感到無力、陰沉和憂郁：他們的大腦在自然狀態下所產生的多巴胺的含量，根本比不上經藥物改造的大腦所產生的含量。等到大腦再度調整過后，戒斷癥狀才會平息。

大多數人若是使用成癮藥物夠多、夠久，都會上癮。有三分之一抽過煙的人會對尼古丁上癮；約四分之一用過海洛因的人會對其產生依賴性；約六分之一喝過酒的人會對酒精產生依賴性。藥物使用的方式決定了藥物中毒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