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敘述的憂郁出現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它是靈魂不變的特質。費西諾回歸到亞里士多德學派對過度悲傷的看法，并更進一步認為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必然比一般人更容易憂郁，他們深刻的憂郁體驗表示他們成功地把自己的心智提升至世俗瑣事之上。對費西諾來說，痛苦的心靈很有價值，因為它使人知曉上帝而產生憂郁。他把憂郁的神圣性解釋成了崇高的信條：“既然我們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必然會因思念天國而持續痛苦。”它也使人知曉上帝的心理狀態是不滿足，不滿足的結果是憂郁。憂郁切斷了靈魂與世界的連結，如此才能驅使靈魂走向純凈。意識“離身體愈遠就愈完美，所以意識完全脫離身體時最理想”。在費西諾對憂郁神圣性的敘述里，承認這種狀態很接近死亡。費西諾接著指出，藝術的創造力要依賴因為暫時瘋狂而墜落的謬思：憂郁是產生靈感的必要條件。不過，費西諾也承認憂郁是可怕的病癥，并提出治療的方法，包括運動、改變飲食和聽音樂。費西諾自己就有憂郁癥，他陷入情緒低潮時，無法借著憂郁的幫助想起這些吸引人的主張，當他的朋友來探望他時，常要用他自己的論點來勸他。和其他后文藝復興時代針對憂郁癥的思想一樣，費西諾的哲學是一種自身經驗——他談論到的疏通非憂郁的黏液與絕望的黑膽汁病癥，成了他第一本書第六章的標題：“黑膽汁如何讓人有智慧”。

文藝復興試圖將其對古典哲學的理解，與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紀的“知識”融合在一起。費西諾把古典哲學里對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紀迷戀的星象學連在一塊，把土星看成具有影響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憂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創造者”。根據煉金術士兼神秘主義者阿古利巴的話：“他孤傲，是最高貴的星球，他先把靈魂從外部召喚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層次，領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靈魂知識。”瓦撒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收藏家，著有許多著名藝術家的傳記——譯者注）在他談論當時杰出藝術家的著作中，支持這樣的觀點。

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比意大利更堅持中世紀的憂郁癥觀點，但意大利人有關憂郁的看法對英國人產生的影響在十七世紀開始發酵。所以不妨說，英國人依然相信憂郁癥是來自于“邪惡天使作怪”，但也認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為這種病負責。對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思想家來說，憂郁癥患者經歷的罪惡知覺，是種危險的災禍，而非遭上帝遺棄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惡知覺混為一談。當然，區分妄想和真實，有時候并不那么容易。一個“天生憂郁，被苦惱搞得心煩意亂”的學生聲稱，他其實是感覺到有“邪靈隨風自肛門潛入，鉆進體內，竄至腦部”。雖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醫好了，但別人可沒這么幸運。喬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樣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術和魔法，成為傀儡。”后來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尋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們盲目，完全無信仰，沉溺、陷落于無知的世界。易患憂郁者的體質中，如果還有更崇高的東西，那他的心中就會有較深刻的信仰。”

當時的歐洲，北方把巫術與憂郁癥連在一起，而南方則把天才與憂郁癥連在一起，兩種觀點競爭激烈。荷蘭宮廷醫生魏阿（他所寫的《魔鬼威靈記》曾被弗洛伊德列為史上最偉大的十本書之一）全力幫被指控為女巫的婦女辯護，說她們是憂郁癥患者，由于他堅持那些不幸的婦女是患了腦疾病，才讓她們保住性命。他舉證說，所謂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聲稱女巫偷了他們陽具的歐洲北部男子。魏阿強調，通常來說，自稱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實他們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掛在原位，“那話兒”很少棄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嚴重的妄想。英國人史高采用了這種觀點，在他1584年的一本關于巫術的書中指出，女巫都不過是憂郁又愚昧的老婦，邪惡像蚊子般叮咬著她們，她們把身邊的問題都歸咎于自己。她們“駑鈍的心，是魔鬼最喜盤踞之處，因此，她們很容易就相信，壞事、不幸、災難和慘禍，全是自己所為”。曾被認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過只是妄想和憂郁癥之類的病癥，這樣的看法大大挑戰了當時占多數的持中世紀觀念的人，雖然史高的書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被廣為閱讀，但詹姆斯王（以欽定英文版《圣經》而著名的英國國王）仍下令燒掉這本書——好像它本身就是邪術一樣。

浪漫的文藝復興時代

疾病的看法漸漸取代附身之說。當時一個法國案例，醫生發現一位女巫“左側腹肋部有隆隆聲，大約在脾臟附近”。這使得教會在1583年下令，僧侶在進行驅魔儀式前，先“用心調查著魔者的生活”，“因為這通常是憂郁癥、失心瘋和邪術的蠱惑……找醫生治療比進行驅魔儀式有效”。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主義戰勝了中世紀的迷信。

法國是第一個明辨原發性疾病與想象型病痛的國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憂郁癥的名人，他堅信哲學可作為醫療手段，并且創造出一套抗拒憂郁的幻覺魔術。例如，他說有一位女士自以為吞了一根針而受到驚嚇，他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針放在她的嘔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勞倫斯寫的《談憂郁癥》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說憂郁癥是“大腦受寒失調，不會影響身體狀況，但會影響生活態度，研究發現，他們好像是著迷于此”。杜勞倫斯把精神分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記憶。他的結論是，憂郁癥乃是想象的疾病，認為憂郁癥患者的神智仍屬完整，在教會的眼里，憂郁癥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靈魂，因此也不會遭天譴。他認為憂郁癥有程度之分，區分了“尚屬健康范圍之內的憂郁”與超出健康范圍的憂郁。就像其他討論這類題目的作家一樣，他的書中有許多趣聞軼事，包括“有位男士決定不再小便，準備等死，因為他認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會溺死”。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慮自己的毀滅能力而無法行動，也造成他對膀胱的精神恐懼。醫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訴他全城都快被燒毀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這才讓他克服了奇特的焦慮。

杜勞倫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內看”的復雜觀念：也就是眼睛向內，看到大腦里面。他無法講清快樂的人向內看，會看到腦中有什么五彩繽紛的景象，但他確信，由于憂郁癥患者的膽中充滿黑膽汁，所以當他們向內看時，會看到黑暗之物。“原動力和血脈不停地傳輸著精氣和黑氣，從腦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虛幻的幽靈，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發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會看到黑色幻影不斷閃現，憂郁癥患者會看到許多尸體在飛翔，就像螞蟻、蒼蠅和長的毛發一樣，想要嘔吐的人也會看到相同的景象。”

憂郁開始變成尋常的東西，從此以后，人們就懂得根據損失與悲傷的相對程度，來區分正常的煩惱和憂郁癥，也能判斷為什么有些人的悲傷程度過了頭——三個世紀之后弗洛伊德訂下了準則，至今仍用于憂郁癥的診療。十七世紀初的一位醫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傷過度，到了“什么事都樂不起來”的程度，直到過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憂郁，在母親過世三個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傷心、流淚、漫無目的地晃蕩、無所事事”。另一位醫生提到，一般的不快樂或悲傷“會招來人性的最大敵人，也就是憂郁”。憂郁從此就成了尋常的東西，若太嚴重了，就是不正常的東西，這種雙重定義很快就成為標準定義。

從十六世紀末到整個十七世紀，“正常”的憂郁成了普通的痛苦，這種不悅同時也帶來了另一種愉悅。英國的費西諾主張反對弗洛伊德的準則，在歐洲大陸各地都得到愈來愈多的回應。荷蘭的列尼奧斯、西班牙的胡奧特與摩卡多、米蘭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國的杜勞倫斯都提到，一個人憂郁時會比不憂郁時有更多的靈感。亞里士多德學派對憂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橫掃了歐洲，憂郁變成一種時尚。費西諾確信憂郁是天才的表現，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認是天才的人，都自認患有憂郁癥。由于才華洋溢的人會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認為有才華的人也假裝很痛苦。費西諾的身邊，有一群國際“土星”知識分子聚集在佛羅倫斯，并組成團體。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國人看到這種情形，回到家鄉后假裝世故成熟，表現出憂郁的模樣，而且將之當成一種收獲，因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憂郁很快變成英國人眼中的貴族病。上流階層的叛逆者——滿臉愁容、沉默寡言、一頭亂發、暴躁、倨傲、嚴肅——成了十六世紀末英國社會的典型形象，當時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諷這種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劇《皆大歡喜》中“憂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亞具有描寫憂郁癥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這個人物表現得最徹底，大大改變了人們對憂郁的看法。從來沒有一個作者像莎士比亞那樣，滿懷同情心，又如此細致地敘述憂郁，深刻地表現了歡樂與悲傷，呈現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質，描繪了狡詐與自毀的特性。在莎士比亞之前，一個人的憂郁只是個別現象，在他之后，憂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線從白光中分離出來那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