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與社會隔絕，集中于光怪陸離的英國貝德蘭瘋人院，或是恐怖的法國比塞特醫院，最沉著理智的人到了這種地方都會發瘋。雖然這類機構存在已久——貝德蘭成立于1247年，從1547年開始收容貧窮的精神障礙者——但到了十八世紀才獨立出來。“理智”的概念里包含有人類和諧共存的涵義，基本上，也是英國國教的觀念；“理智”由絕大多數人來定義。把極端者吸納進社會秩序的想法有違理智。就理性時代的標準來說，精神的極端狀態不算正常邏輯的邊緣，他們根本就是完全在整體之外。在十八世紀，精神障礙者全無權力和地位。妄想癥者和憂郁癥患者受到社會極大的壓抑，連布萊克（英國詩人）都要嘆道：“鬼魂屬于非法。”

在各種精神障礙中，憂郁癥患者的好處是相對較溫順，所以不像發瘋或精神分裂那樣受到較殘忍的對待。骯臟、卑下、折磨和悲慘，是憂郁癥在整個理性時代與攝政時代的命運。嚴重的精神障礙者也有可能會恢復正常，這種看法在社會上是受到壓制的，一旦被人發現有精神病，就得在精神病院度過余生，因為精神障礙者和一頭被捕的犀牛一樣，不可能再有人類的理性。貝德蘭的主治醫師蒙洛說憂郁癥難以治愈，而且“要治療失常者，‘手法’和醫術一樣重要。”患了極度嚴重的憂郁癥的人，通常是殘忍療法的施行對象。波爾哈夫自己就曾提議以更大的身體痛苦，來分散病人對內心痛苦的注意。讓憂郁癥患者溺水是常見的手法，還用到像怪誕畫作里的怪異機器，來讓患者旋轉至昏厥或嘔吐。

較輕微的憂郁癥者，因他們的癥狀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鮑斯韋爾（十八世紀的英國傳記作家）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的朋友，內容是關于他的憂郁癥經驗。在他之后，詩人科伯也做過同樣的事。他們的文字流露出那個時代憂郁癥患者極端痛苦的感受。鮑斯韋爾在1763年寫道：“在這封信里，滿紙都是你可憐的朋友的悲慘命運。我的憂郁癥已到了最駭人、最苦惱的地步。我沮喪透了。我的心中塞滿了最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棄我而去。你相信嗎？我瘋狂地滿街走，號啕大哭，淚流滿面，從我內心發出呻吟。哦！老天爺！我怎么受得了！哦！我的朋友，為什么我會這么悲慘。我該怎么辦？我對任何事都沒興趣。所有事情都毫無意義，都那么枯燥乏味。”當年的不久，他在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補充說：“深深的憂郁籠罩著我。我覺得自己老了，悲慘又凄涼。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頭，都涌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以完全不確定的眼光看事情：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愁苦。”鮑斯韋爾開始每天寫十行字對自己說話，雖然寫得很簡略，但他發現在經歷憂郁時寫下自己的感受，竟可以保持某種程度的清醒。所以我們可看到這樣的字句：“你陷入恐怖的憂郁中，滿腦子都是不該有的嚇人念頭。你回到家祈禱……”幾天后：“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嚇壞。你感到疑惑、不確定，癱軟下來，說想要上床，勉強讀著希臘文學……”

科學時代的來臨

鮑斯韋爾曾記錄約翰遜(十八世紀的英國文豪)的生活，他也得過嚴重的憂郁癥，事實上，是他們共同的憂郁經驗使他們結為好友。約翰遜說伯頓寫的《憂郁的剖析》是唯一能讓他起床的書——“比他預期的時間早起兩小時。”約翰遜總是很注意道德，害怕浪費時間，但在他憂郁最嚴重的時候，他會無所事事地躺上好久，“我總是希望能抗拒‘黑狗’，”約翰遜寫道：“在驅趕它的時候，我幾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東西。當我孤獨地用早餐時，那黑狗就在那等著要分食，從早到晚，它都在吠叫著。”就如同鮑斯韋爾借用德來敦（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的詩句對約翰遜說：“憂郁，和‘大智慧’一樣，與瘋狂只有一線之隔。但依我來看，二者大大不同。”

柯珀詩化了他的悲愴，但卻比鮑斯韋爾還凄絕。柯珀于1772年寫了封信給他的堂兄：“我努力不在信中談悲傷與愁苦，但是我活躍的和弦都走了調。”接下來的一年，他發生嚴重的崩潰，有時候完全動彈不得。這段時間他寫了一連串令人驚駭的詩給朋友，其中一篇的結尾是這樣的：“我，遭天譴，封于血肉之墳／葬于土地之上。”柯珀無法從寫作中得到解脫，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緩他的愁苦。事實上，雖然他明白自己是偉大的詩人，但他覺得他的寫作能力與憂郁體驗沒什么關系。1780年，他在寫給約翰·紐曼的信上說：“別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內在自我，而非我為任何目的將其表達出來的力量。我背著無人接下的重擔，懷著一顆堅毅得不可思議的心。”楊格（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大約在同時期的寫作中提到“藏于內心的陌生人”，并描述了這世界的郁郁無情：“世界是如此憂郁的容顏！不過／更為悲慘的是，世界是人們真正的容顏！”斯摩萊特（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寫道：“過去十四年來，我內心中有座醫院，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顧自己。”女人的命運更加悲慘。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寫信給友人：“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更別說是被它吞噬了。我真希望我從沒活過。”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厭棄自己的口吻說：“告訴我，煩人的生活，為什么我依然怕死。”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新教苦修者把憂郁癥歸咎于社會沉淪，并指出懷舊的貴族階級患病率特別高。曾是貴族優雅的標記，如今成為道德淪喪和脆弱的標記，解決之道是除去傲氣。約翰遜說這種痛苦可防止怨氣，并發現“蘇格蘭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華，就我所知，當地的精神障礙者非常少見。”布朗（十八世紀的蘇格蘭醫生兼作家）也說：“我們頹廢、膽怯的生活，加上我們的島嶼型氣候，使我們的意志越來越消沉，精神障礙者也愈來愈多，令人難堪。”柏克（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及哲學家）說：“憂郁、喪志、絕望和常發生的自戕，是因為我們以消沉的眼光、疲弱的身體看待事物的結果。這些罪惡的解藥是運動或勞動。”伏爾泰小說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煩惱已近尾聲之時，依然持續奮斗，最后他沮喪地對女主人公說：“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慘的，被黑人海盜搶了一百次、屁股肉被削下來、挑戰保加利亞軍隊、在宗教的火刑儀式上遭鞭打和吊起、被刀砍、在大船中當劃槳工——就我們的經驗來說，每件事都很痛苦——還是坐在這邊無事可做最慘？”問題直到康第德和她親自整理自家菜園才解決，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變好了很多。不過相反的看法（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層次，工作會使其降低）依然很流行。華爾波爾（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家）開給朋友一個藥方：“處方——在倫敦待三百六十五天。”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擔，這種病是鄉下的甜酒治不好的。

到了十八世紀末，浪漫主義的精神開始抬頭，純粹理性太過乏味而逐漸破滅。精神開始變成高貴的東西，崇高而又令人悲痛。憂郁又一次被放縱，比費西諾的時代更受人景仰。格雷（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家）捕捉到時代的氣氛，這個時代再度將憂郁視為知識的來源，而非排拒知識的愚行。他的“鄉村墓地挽歌”成為經由悲傷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標準文體，人們可借此學到“光明的道路不過就是朝墳墓而去”。在伊頓學校（歷史悠久的英國貴族學校——譯者注）的操場上，他看到：

悲愁降臨在每個人身上，

苦難不同但一樣地哀痛。

慰藉他人之苦，

以忘卻自身之苦。

不要再有愁苦了；

無知才是真幸福，

聰明人其實愚蠢。

柯勒律治（十八世紀的英國詩人）于1794年在文中說他渴望被“苦悶的喜悅”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騷動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悅。”康德認為“憂郁可遠離俗世塵囂，因為合理的倦怠是一種崇高”。而“以規范為準的美德有個特點，它似乎是要與心靈的憂郁結合才能達到最高和諧。”在此氣氛之下，十九世紀接受了憂郁癥。

在告別十八世紀之前，我們也該來看看當時的美國殖民地發生了什么事，當時基督教的力量比歐洲還強大。憂郁癥的問題更讓移民感到苦惱和困擾，于是有一個關注此問題的美國學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美國移民比起歐洲人更加保守，他們常表現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觀點，他們喜歡用宗教來解釋憂郁癥。與此同時，他們還要應付接踵而來的憂郁。他們討生活非常困難，社會制度依然僵硬，道德標準很高，孤立感尤其強烈。他們無法服用華爾波爾的“處方”，沒有多少炫麗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開憂郁。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贖和真理中，也叫人發瘋，因為這種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確定的東西。

科學時代的來臨

這種社會里的憂郁癥患者，幾乎都被視為惡魔附身，因他們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懺悔而被惡魔蹂躪。馬瑟（當時的清教徒領袖）是第一個長篇論述探討此問題的人。雖然他早期傾向于極端的道德評判思想，后來因他的妻子琳達得了“如同被撒旦附身”的憂郁而改變態度。接下來的幾年，馬瑟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研究憂郁癥的問題，同時開始構思一種理論，將神圣、生物、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論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