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聽過嬰兒要求滋養的哭喊就知道，這時候若不給他需求的東西，將會造成他難以遏止的暴怒。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侄子剛好出生，我把他人生第一個月的吵鬧與滿足想象為我的情緒，居然十分類似，還發現當他的母親把他與乳房分開時，他眼中有幾秒神似憂郁的表情。這本書即將完成時，正值斷奶期的他也因為必須放棄乳房而不快。“我認為，”克萊茵寫道：“嬰兒憂郁的處境正是兒童成長的主要處境。兒童能否正常地成長并培養出愛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自我如何克服這段處境。”

法國的精神分析家更向前跨了一步。哈森以拉康對人類的神秘結構法來談憂郁，他認為憂郁是第三種激烈的情緒，和激發憂郁的愛與恨一樣強烈、急迫，三者十分類似。對哈森來說，沒有所謂無焦慮的自發性。哈森說，在憂郁時，我們會急切地避開其他人，并覺得自己和世界沒有了聯系。對他人的渴求是原欲的天性；因為我們在憂郁時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所以就沒有渴求的基礎。我們會憂郁并不是因為我們離渴求之物很遠，而是因為我們感受不到自己和他人的聯結。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克拉培林是精神生物學之父。克拉培林區分了后天與先天的心理疾病。他相信所有的精神障礙都有特殊的內在生物化學成分。他說有些疾病是長期的，有些則會自然復原。克拉培林為混亂的精神障礙世界帶來秩序，認為有些精神病癥有特點、容易定義、可區分，每種都有其不同的特性，而最重要的是，可根據時間來理解可預測的結果。這種基本的主張可能有誤，但給了精神科醫師極有用的基礎，讓他們可根據顯現的癥狀來下手。

他把憂郁癥分為三種類型，認為三者有關聯。他寫道，最輕微的一種“會逐漸出現精神的怠惰，思考困難，病人會發現自己很難下決心和表達自己。他們閱讀或日常交談時很難跟著思緒走，對周遭的事物無法產生興趣。思考的過程明顯遲緩；他們講不出話；沒有主意，沒有思考。他們看起來遲鈍又懶散，自認為無力、疲憊。病人只看到人生黑暗的一面”等等此類。克拉培林的推論是：這種形式的憂郁，行為模式大同小異，會逐漸復原，時間從數月到一年多。第二種類型癥狀包括消化功能差、皮膚失去光澤、頭腦麻木、做焦慮的夢等等。“這種憂郁癥有多種變化，有部分會減輕，復原得非常緩慢。時間長達六到八個月。”第三種癥狀包括“夢境般的妄想與幻覺”。這種通常是長期的心理狀況。

整體而言，克拉培林認為：“預后診斷并不樂觀，因為只有三分之一的康復率，另外三分之二會持續惡化。”他的處方是“靜養”，“逐漸增加鴉片或嗎啡的劑量，”以及各種飲食限制。他列舉了憂郁癥的成因：“主要是有缺陷的遺傳，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病例是如此，”他的推論是：“外在因素除了行為之外，酒精過量可能最明顯，其他還有受到驚嚇、窮困和嚴重的疾病。”這里沒有多少空間可以放進像人格分裂或口腔對乳房的依戀之類糾纏不清的原理。克拉培林讓診斷變得更加明確，他的一位同輩說這是“邏輯與美學的必須”。雖然這種明確令人心安，但大部分卻是有誤的，克拉培林甚至在1920年承認他的假設只在有限條件下才能成立。他開始愈來愈相信精神障礙都是復雜的。加拿大的醫生奧斯勒在著作中提出新的想法：“別告訴我的病人生了哪種病，告訴我是哪種人生了哪種病！”

現代醫學理念下的憂郁癥

梅耶是美國的瑞士移民，深受詹姆斯與杜威等美國哲學家的影響，傾向于實用主義的方法，他對克拉培林和弗洛伊德的觀點不屑一顧，并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的原理也很明確，合理到好像是老生常談。梅耶以堅決的口吻談到克拉培林：“他嘗試解釋一種歇斯底里的癲癇或妄想癥的病源是假想的細胞變化所引起的，我們無法理解或證實，以現在的組織生物學，這是全無根據的作法。”他把這種科學的偽精確形容成“神經學里的同義重復”。另一方面，他也覺得精神分析的狂熱風潮十分嘮叨又愚蠢：“只要發明一大堆新名詞，就可以立刻達到復仇的目的，”他說：“對于說人類一定是什么或應該如何運作的整套理論，我以常識來看，無法毫不保留地全盤接受。”他發現“避開沒用的猜謎游戲才能產生強大的新活力，”他最后問道：“如果機能障礙的病人會提供我們明白又可掌控的事實，那我們在‘精神障礙’上，為何不堅持這點呢？”這是精神病學走向動力治療的開端。梅耶相信人的適應力是無限的，這種適應力表現在思考的可塑性之中。他不相信所有病人的經驗都可以被定義得一清二楚：他相信治療必須以了解病人的特質為基礎，他告訴學生，每個病人都是“大自然實驗的結果”。病人或許有天生的體質，但天生的體質并不代表一定無法改變。梅耶后來成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這所學校是當時美國最高醫學學府）的精神病學首席教授，訓練出一個時代的美國精神科醫師；他的妻子，瑪莉·布魯克斯·梅耶，則成為世界著名的精神學社會工作者。

梅耶結合了弗洛伊德的童年經驗決定說，以及克拉培林的遺傳決定說，加上美國獨有的行為控制說。梅耶最大的貢獻是他相信人有改變的能力：人不只是可以放下錯誤觀念，以醫藥擺脫生物學命中注定的說法，還可以學習如何避免會導致精神障礙的生活。他對社會環境非常感興趣。當時美國這個怪異的新興國家吸引了無數人，人們對自由女神像充滿向往，想來此地重新改造自己，這在他眼里是十分恐怖的。他把外科醫生稱為“手工工作者”，內科醫生為“醫學使用者”，而精神科醫生則為“傳記使用者”。在快去世時，梅耶說：“醫術的目標很奇怪，是要盡量讓自己成為不需要的東西：它對生活造成的影響，是讓今天的醫術成為明天的常識。”這就是梅耶努力的目標。讀過他的著作后，會發現其中對人類經驗的解釋，正是把杰斐遜、林肯等政治家的理想，及霍桑與惠特曼等文藝人士的理想，實現于醫療領域。這是平等與單純的理想，多余的枝節都要去除，以找到每個人真實的人性。

憂郁癥之精神分析與生物化學的新發現，加上進化論，使人類再度疏離化和異化。梅耶在美國病患身上的努力是非常有價值的，但他的理念在歐洲并不完全得到認同。歐洲大陸反而在二十世紀中期孵育出以孤絕為基礎的新哲學，特別是加繆、薩特和貝克特等人的存在主義思想。加繆的荒謬思想既沒有給一個人活下去的理由，也沒有給人一個結束生命的理由，而薩特則投入到更絕望的世界里。在薩特第一本談論存在之絕望的著作里，他描述了許多現代典型憂郁癥的癥狀。“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這位寫出《惡心》的偉人說：“我完全無法質疑。那像生病一樣，它不似尋常的確定事物，也不像明白易懂的事物。它十分狡猾，一點一點地冒出來；我只是覺得有點怪異，有點不舒服，如此而己。一旦鞏固了地盤，它就不肯走了，它靜靜地呆著，我說服自己什么事都沒有，那種恐慌是錯覺。現在它開始發作了。”

他接著說：“現在我知道了，事情完全只是表象——而在背后，是一片虛無。我存在——這世界存在——我也知道這世界存在。如此而己。對我來說沒什么兩樣，這讓我嚇壞了。”最后他說：“我蒼白的倒影，在意識中擺動著……突然間‘我’愈來愈蒼白，愈來愈蒼白，消失。”這是意義、人對其他所有事物之義的終結。自我變小的方法比“我”消失更好，這能解釋得清嗎？比起貝克特更具影響力的著作，《惡心》描繪的還算是極為歡樂的景象，貝克特的作品里，無論是工作還是別的什么，都不能給人一點暫時的救贖。對貝克特來說，感覺是一種詛咒。他在一本著作中寫道：“但是無論我出生與否，存在與否，我現在已死，或只是漸漸死去。我永遠在做我做過的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誰或我在哪。”另一本書里，他提到了原因，“眼淚從我睜大的眼睛里流到臉頰。為什么我會流淚？一次又一次。眼前沒什么好悲傷的。或許是因為大腦液化了。過去的歡樂從記憶中溜走，好像從來沒發生過一樣。若我完成另一個自然的動作，那都是無意識中做的。”還有誰比他更落寞？

二十世紀中期，憂郁癥的神經科學遭遇了兩個難題。其一，情緒狀態在大腦中是以電流還是以化學的方式傳動。最初的假設是，若大腦中有化學作用，就會產生附帶的電流作用，但沒有證據可支持這個論點。其二，從體內產生的內因性神經憂郁癥，和沒有內在影響的外因反應性憂郁癥，兩者有何差別。內因性憂郁癥似乎都是外在突發因素引發；外因反應性憂郁通常是對環境產生苦惱反應的一段時間后的結果，它間接影響了內在。不同的實驗“證明”了某種憂郁癥會對某種療法產生反應，另一種憂郁癥對另一種療法有反應。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幾年，才有人想到所有憂郁癥都是起源于遺傳和環境的交互作用。

現代醫學理念下的憂郁癥

雖然這些研究對問題的思考都存在局限，但許多老問題沒解決也是原因。憂郁癥患者不愿承認他們遭遇了別人也碰過的煩惱后崩潰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