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斯頓一談到精神障礙就十分激動，好像病患是他的親人一樣，當1996年《保險平等法》在議會中被討論時，他以令人動容的口才敘述了自己的經驗。多明尼西絕非多愁善感之人，在他簡短地講述自身經驗后，有幾位議員也上臺述說了自己親人和朋友的故事。那天的議會比較像在進行實證支持治療而不太像政治辯論，“大家在投票前走到我身邊”，威爾斯頓回憶道，“對我說，‘這對你非常非常重要，對不對？’我說：‘沒錯，比任何事都重要。’那就是我們贏得投票的原因。”這是一個開始，一項象征性的法案，而非帶來重大改革的法案，因為它把是否要提高整體治療經費的決定權交到保險公司手上。這項法案無法改善病人接受醫(yī)療的品質。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大部分社區(qū)健康計劃的經費都遭到刪減——這些計劃經常因為未得到適當醫(yī)療的人發(fā)生暴力行為而遭受譴責。這些計劃如果能讓大家都平安無事，才算功德圓滿。但社區(qū)健康計劃在保健功能上的不足，遭到媒體的痛斥。這些計劃是否照顧到了健康的人，這種問題常被提起；卻很少有人問到是否照顧到了其目標社群。“大量的聯(lián)邦稅金收入投注于這些計劃，”露凱瑪議員說：“有證據顯示，錢都被分散到各種無關的地方計劃里。”威斯議員把克林頓1993年的健康醫(yī)療辯論會評論為“本身就是一種令人沮喪憂郁的經驗”，并指出，美國國家心理衛(wèi)生研究院并未提供可顯示出整體平等法有利于地方商會的具體資訊。社區(qū)心理衛(wèi)生診所的確存在，但他們較常處理的是像離婚這類相對較簡單的問題。凱普特議員說：“社區(qū)心理衛(wèi)生診所應該為各方面的癥狀提供藥物治療、后續(xù)追蹤和口頭咨詢。”

強制入院制度是法律社群與立法社群之間的爭論點，前者主張維護公民權利，后者認為不強制治療發(fā)瘋和受病痛所苦的人就是一種罪行。“對這件事采取極端觀點的公民權運動者，沒資格談這個，其意見也不足取，”露凱瑪說：“他們披著公民權的外衣，其實是在對人民施以異常殘暴的酷刑，完全不顧這個社會有治療技術的事實。不強制入院治療就是虐待。如果我們對動物進行收容治療，‘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xié)會’會與我們站在同一條陣線。如果病患不愿服藥，不愿接受適當的治療，就應該強迫他們進行入院治療。”這種政策已有先例，像肺結核即為其中之一。如果有人得了肺結核，不愿守規(guī)矩按時服藥，到了某種程度，護士就會每天把抗結核藥送上門來。當然，肺結核是有傳染性且無法抑制的疾病，會發(fā)生突變，造成公共健康的危機。但是，如果精神障礙是有害于社會的話，采取肺結核模式的強制手法就有道理。

強制入院法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大議題，當時是這種收容所的全盛時期。現(xiàn)在，許多想接受治療的人卻不能如愿：大型收容所關閉、短期療養(yǎng)院強迫還沒復原的病人出院。“現(xiàn)實是，”1999年春季號的《紐約時代雜志》上說：“醫(yī)院沒辦法快速醫(yī)好病人。”雖然有這種問題存在，但還是有人在非自愿的情況下入院。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說服他們入院，而不是強迫。此外，更重要的是，訂出必須采用強迫手段的共通標準。若是水平不夠或不懷好意的人得到權力，讓他們決斷誰有病、誰沒病，不依程序強制病人進入收容所，就是最糟糕的權力濫用。

病人可以進入開放的收容所療養(yǎng)。長期療養(yǎng)院里，大多數病人可以自由外出和上街，只有少數人需要二十四小時的監(jiān)視或監(jiān)禁。療養(yǎng)機構和住院病人之間的契約是自發(fā)性的。法律學者比較支持讓人自己過自己的生活，就算他們有破壞傾向也一樣，而社會心理工作者和任何曾直接接觸到精神障礙的人，都傾向于強制治療。誰來決定誰何時可以有自由意志、何時不可以有？廣泛地來說，右派認為發(fā)瘋的人就該關起來，以防他們危害社會——就算不構成威脅也一樣。左派認為一個人的公民權不應受到人民基本權力結構以外的人侵犯。中間派認為有些人真的需要強制治療，有些人則相反。由于抗拒受診和放棄接受治療是精神障礙的癥狀，強制入院依然是治療中必要的一部分。

“你必須把這些人當成人，尊重他們的獨立性，但要讓他們與主流社會保持聯(lián)系，”凱普特議員解釋。美國公民自由聯(lián)盟采取了溫和的立場，他們曾經發(fā)表過一份聲明：“若是目前治療法還有合理的治療效果，那么，流浪街頭、精神異常、生病、墮落和不接受治療的自由，就不能算自由，而是放縱。”問題是，選擇常在完全強制與完全放縱之間搖擺：目前的體制是建立在可歸類的精神疾病上，大多數憂郁癥極缺乏所需的中庸治療方法。我們應該注意在街頭喋喋不休自言自語的人，評估他們不穩(wěn)定的自殺傾向，判斷他們危害旁人的可能性——然后推斷哪些抗拒治療的人會在復原之后，感激他所接受的強迫治療。

議員背后的故事

沒有人愿意得憂郁癥，但也有些人不愿被迫得到我所定義的復原。他們執(zhí)意逞能，社會能有什么選擇？我們可以讓他們縮回到疾病中嗎？我們要為他們拒絕就診而給予社會補助嗎？我們該采用什么樣的適當程序決定這些條件？官僚的力量十分可怕，需要治療的人得經過復雜的斡旋，這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承認不可能有完美的制衡，就要從兩種狀況中選擇其一：監(jiān)禁該釋放的人，或釋放有可能自毀的人。問題其實不在于是否要對人進行強迫治療，而是何時進行強迫治療和由誰來執(zhí)行？要談這個問題，我不能不提到席拉·赫南德茲，她是令人同情的艾滋病毒帶菌者，抗拒在約翰·霍普金斯醫(yī)院遭到強迫治療，寧死也要得到自由；現(xiàn)在她已開心地得到重生，成了整天手機響個不停的大忙人。但我也想到那位腦麻痹的韓國男孩，身染多種失常的毛病，包括使他無法自殺的身體殘障，被迫過著沒有快樂也無法解脫的生活。雖然有這么多權衡與思慮，我還是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暴力攻擊事件促成自衛(wèi)法律的訂定，雖然有暴力傾向的憂郁癥患者不多，但他們在法律地位上與精神分裂者相同。精神障礙有許多面貌，法律的一視同仁造成了極大的災難。1972年，有一家名為威洛布魯克的低能者收容所對無知的病人進行人體實驗，經過這次事件后，政府提出了“最低限制安置”以亡羊補牢。精神障礙者會因暴力行為而被剝奪權利，也會因為政府動用“國家親權”（指國家是兒童及青少年的父母親的立法概念），像對待年幼者一樣，采取保護的立場而剝奪其權利。美國公民自由聯(lián)盟認為國家親權不應擴張，而國家親權的概念也的確在一些國家遭到濫用，這個名詞總讓人聯(lián)想到專制。但是，為了捍衛(wèi)這種法律原則，我們得忍受多少苦難？

位于華盛頓特區(qū)的治療宣導中心在治療方法上是最保守的團體，其立場是，不管患者有沒有明確眼前的危險，都應該監(jiān)禁起來。該中心的副總裁喬納森·斯丹利抱怨說，會被治療的只有犯罪分子。“人們被推到火車底下的機會只有兩百萬分之一，但在某一天走進中央公園碰到二十個精神障礙者的機會有百分之百，可是大家卻比較關心前者。”對史丹利來說，取消強制入院制度只是公民權保護了“不該保護的人”和政府胡亂削減預算的不幸結果。原本以為取消強制入院可以換來多樣化的社區(qū)醫(yī)療，但事與愿違。取消強制入院制度的結果是消滅了多元的治療系統(tǒng)，慢慢地把病患丟回社區(qū)：病人入院就遭到徹底的監(jiān)禁，或出院就完全無人照顧，這種事經常發(fā)生。政府尚未想到要提供完整的社工大軍，解救人民的痛苦，恢復身心健康。治療宣導中心強烈支持《坎德拉條款》這類的立法，《坎德拉條款》是紐約的法律，允許對未能接受藥物治療的精神障礙者提出訴訟，使精神障礙成為罪行。憂郁癥患者被帶上法庭、罰款，然后回到街頭自己想辦法過日子，因為沒有空間或預算可以提供更大范圍的治療。如果他們惹了太多麻煩，就該被監(jiān)禁：從許多例子來看，取消強制入院只是把病人從醫(yī)院趕到監(jiān)獄里。而且在監(jiān)獄里，他們得不到足夠和適當的治療，因而造成極嚴重的困擾。“最需要心理治療的人，”斯丹利認為：“恐怕是獄警。”

華盛頓特區(qū)的巴烈隆中心是這個領域中自由派的代表，它認為入院治療都應出自病患的意愿，并將精神障礙定義為需要詮釋的疾病。“人們認為病患缺乏對自己的深刻認識，”他們曾說：“但他們通常只是懷疑治療者的專業(yè)能力而已。”有時候是如此，但并非全然正確。

退伍軍人管理處至今依然相信堅強的軍人不會得精神疾病，因此他們花在精神病研究的經費不到百分之十二。事實上，精神障礙可能是老兵最常碰到的毛病，老兵罹患創(chuàng)傷后成為壓力癥候群、游民和藥物濫用的幾率很高。納稅義務人在訓練軍人上花的錢有一大筆，但卻不太愿意照顧他們，這造成許多問題，也更顯示出心理衛(wèi)生政策在政治上有多天真。憂郁的老兵，特別是參加過越戰(zhàn)的軍人，是美國游民的一大族群。他們連續(xù)經歷了兩次創(chuàng)傷。第一次是戰(zhàn)爭本身，殺人、四望一片廢墟和身陷險境的恐懼。另一個是強制性的集體互動，許多老兵習慣了分工式的部隊規(guī)范，回到家鄉(xiāng)什么事都得自己來，于是變得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