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寫完了！我像一個潛水者露出水面時一樣長吸了一口氣。這水我足足潛了半年，這半年，這本書占據了我的一切生活。現在我可真是“寫”完的，又停電了，政府說是太陽能電池陣列又出了毛病，我只好拿起古老的筆。但昨天筆給凍住了，沒寫成；今天倒是沒凍住，我卻在炎熱中大汗淋漓，汗水滴到稿紙上。這氣候啊，一天一個樣，甚至一小時一個樣兒，不開空調真難受。

看看窗外，是一片嫩綠的草地，其上點綴著移民村的房屋，都是那種淡黃色的簡易平房。再向遠看，天啊，還是不看了吧，除了沙漠就是沙漠，一片荒涼的紅色，不時有一陣沙塵暴揚起，遮住了昏紅的天空中本來就沒有多少熱度的太陽。

這鬼地方，這鬼地方啊！

“你說過寫完書就要陪孩子的！”弗倫娜走過來說。

我說我在寫附記，馬上就完了。

“我看你呀，可能是白費力氣，從史學角度來說，你這本書太另類；從文學角度看，又太寫實。”

她說的對，出版商也是這么說的，唉，有什么辦法，這是史學界的現狀逼出來的啊！

在這個時代作為一個超史研究者是不幸的。超新星紀元到現在也只有三十多年，可對它的歷史研究已是轟轟烈烈，早已超出了史學的范圍，成了一種商業炒作。書出了一本又一本，大都是嘩眾取寵之作。一些無聊的所謂史學家們還把這三十多年分成許多時代，其數量比超元前歷史中的朝代都多，時代的長度精確到天，分段炒作，大賺其錢。

目前對超元史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學派：架空學派和心理學派。

架空學派最為盛行，該學派的研究方法是對歷史進行假設，如：如果超新星射線的強度再強一點點使只有八歲以下的人存活，或再弱一點點使二十歲以下的人存活，超元的歷史會是怎樣？如果超新星戰爭不是以游戲形式而是打公元概念的常規戰會怎樣？等等。這個學派產生自有其原因：超新星的爆發使人類意識到，歷史進程從宇宙角度看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該學派的代表人物劉靜博士所說：“歷史是順一條小溪而下的一根小樹枝，可能在一個小旋渦中回旋半天，也可能被一塊露出水面的小石頭絆住，有著無窮多種可能。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如果只研究其一種可能，就像玩一副全是a的撲克牌一樣可笑。”該學派的產生還與近年來量子力學的纖維宇宙理論被證實有關，纖維宇宙論對包括史學在內的各門學科產生的深遠影響才剛剛才始。

我不否認架空學派中有一些嚴肅的學者，如亞歷山大·列文森（著有《斷面的方向》）、松本太郎（著有《無極限分支》），他們的研究都把歷史的另一個可能走向作為一個獨特的角度，以它來闡明真實歷史的內在規律，對這些學者我是持尊敬態度的，他們的著作遭到冷遇是史學界的悲劇。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學派也給那些靠花拳繡腳嘩眾取寵的人提供了很合適的舞臺，他們對架空歷史的興趣遠大于真實的歷史，與其把這些人稱做史學研究者，還不如叫空想小說家合適。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到的劉靜。她最近頻繁地在媒體上露面，為她的第五本書大肆炒作，據說這本書版稅的預付款就高達350萬火星元，書名叫《大如果》，從這名字就可以看出是什么貨色了。說到劉靜博士的治學態度，不得不提到她那公元世紀的父親。別誤會，我并不是搞血統論，但既然劉博士反復強調她的學術思想是受了她那偉大父親的影響，我就不得不對其父做一些了解。這還真不容易，我翻遍了公元世紀的資料，檢索了所有可能找到的古老的數據庫，都沒有查到那個人。好在劉靜曾是弗倫娜的研究生導師，就托她去問劉博士本人，結果得知：劉靜那個一事無成的父親劉慈欣在公元世紀寫過幾篇科幻小說，大多發表在一本叫sfw的雜志上（我考證過，是《科幻世界》雜志，它就是現在壟斷兩個行星上的超媒體藝術市場的精確夢幻集團的前身）。弗倫娜還拿來了其中三篇，我把其中的一篇看了一半就扔到一邊了，真是垃圾，小說里的那頭鯨居然長著牙！在這種父親的影響下，劉靜博士做學問的態度和方式也就不足為奇了。

超史研究的心理學派則嚴肅得多，這個學派認為，超元歷史之所以大大越出了超元前人類歷史的軌跡，是由于超元社會的孩子心理所至。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馮·施芬辛格所著《原細胞社會》，系統闡述了公元初沒有家庭的社會的獨特內涵；張豐云所著的《無性世界》走得遠了一些，引起了一些爭議，但其中對一個性愛還基本沒有出現的社會的分析還是很嚴肅很精辟的。但我認為心理學派的基礎并不牢固，事實上，超元孩子的心理形態與公元世紀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他們比公元孩子更幼稚，而在另一些方面，他們比公元大人都成熟。超元歷史和孩子心理，誰造就誰，這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

還有一些嚴謹的學者，他們不屬于某個學派，但其超史研究的成果還是很有價值的。比如a·g·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級社會》對孩子世界的政體進行了全面的研究，這本巨著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攻擊，但大多是出于意識形態原因而不是學術原因，考慮到本書所涉及的領域，這也不足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長》和林明珠的《寒夜燭光》，是兩部超元教育史，雖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觀的史料價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種嚴謹而不失詩意的手法系統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藝術，這也是超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學術界叫好又在媒體叫座的著作……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價值還需經時間考驗，但他們的研究本身是嚴肅的，至少沒有出現過像《大如果》這樣的東西……

“一提到我導師，你總是不能冷靜。”在旁邊看著我寫字的弗倫娜說。

我能冷靜嗎？她劉靜冷靜了嗎？我這本書還沒出，她就在媒體上冷嘲熱諷，說它“小說不像小說，紀實不像紀實，歷史不像歷史，不倫不類”。這種用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的行徑，對超史研究中已經不太純凈的學術空氣肯定不會有什么好的影響。

我這么寫也是出于無奈。歷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須讓歷史冷卻下來，超元這三十多年的歷史冷卻下來了嗎？沒有。我們都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超新星爆發時的恐懼、公元鐘熄滅時的孤獨、糖城時代的迷茫、超新星戰爭的慘烈，這一切都在我們的腦海中烙下深深的烙印。在移居到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條鐵路旁，那時我每天晚上都被一個相同的噩夢折磨著，在夢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間響著一種可怖的聲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獸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彈在轟鳴。有一天深夜，我終于從噩夢中驚醒，猛地砸開窗子，外面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緩緩行駛著一列夜行列車……在這種狀態下能從理論層面上研究歷史嗎？不能，我們缺少理論研究所必需的冷靜和疏離，對超元初歷史的理論研究需要等它與研究者拉開一段距離才能正常進行，這也許是下一代的事了。對于我們這一代的超史研究者，只能把歷史用白描方式寫下來，給后人留下一份從歷史親歷者和歷史研究者兩個角度對超元初歷史的記錄，我覺得現在在超元史學中能做的也僅此而已了。

但這并不容易。我最初的設想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去寫，對國家高層和世界進程用文摘插入的方式，這樣寫就更像小說了。但我是一名史學研究者，不是文字家，我的文學水平還不足以做到從一滴水見大海，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寫國家高層，而把普通人的經歷細節用文摘插入表現。當年的孩子領導人現在大多已離開了他們的崗位，這使他們有很多時間接受我的采訪，這就寫成了現在劉靜博士所說的“不倫不類”的書。

“爸爸爸爸，快出來呀，外面涼快下來了！”晶晶敲著窗玻璃喊，他的小臉兒緊貼在玻璃上，把小鼻子都擠扁了。我看到遠處那些孤立的奇峰在紅色沙漠上投出了長長的影子，太陽要落了，當然涼下來了。

但我畢竟是一個史學家，還是忍不住要做自己該做的事。現在對超史的研究集中在對幾個關鍵問題的爭論上，這種爭論還擴散到媒體上，越炒越熱，而嚴肅的超史研究者們對此發表的意見反而比一般人少，我借此機會把自己對超史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的看法說一下。

一、超新星紀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有兩個極端的看法，其一認為自超新星爆發時就開始了，其理由是宇宙的標志是紀元開始最權威的標志。這顯然站不住腳，人類的歷法的標志是宇宙的，但紀元標志只能是歷史的；其二認為超新星戰爭開始時才是真正的超元初，這同樣說不過去，因為戰爭之前，歷史的進程早已越出了公元模式。我認為比較合理的新紀元開始時間應該是公元鐘熄滅，有人會反對說那時的歷史還是公元模式的。但歷史總是有其慣性，你總不能說耶穌誕生時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徒了。公元鐘這個標志無論在歷史意義上還是在哲學意義上，都有其十分深刻的含義。

二、關于公元末各國用模擬國家的方式挑選孩子國家領導人的成功與失敗，特別是它的合法性。對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即使是現在，那些認為這種方式不可接受的人也沒有提出什么更好的辦法，更別說在那個每個國家都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的時刻了。現在的史學界充滿了這號自以為是的人，讓他們認識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到架在兩座高樓間的鐵軌上去走一走。

三、世界戰爭游戲的目的是游戲還是爭奪南極？從現在的成人思維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正像超元前的戰爭，政治、經濟、民族和宗教問題往往融為一體，很難把它們分開來；南極游戲也一樣，在孩子世界，游戲和國家政治是不可分的，是一個事物的兩面。這又引出下面一個問題：

四、在超新星戰爭中美國孩子的戰略問題。有人提出，由于美國孩子在軍事力量上占很大優勢，如果打常規戰爭可以輕而易舉地占領南極。在常規戰爭中，美國孩子可以使用強大的海軍切斷敵人的海上運輸線，這樣別國根本不可能向南極投送兵力。持這種想法的人缺乏起碼的世界政治常識，只是以公元世紀淺薄的地緣政治學觀點來思考超元世界，他們不懂得世界政治中的基本原則：勢力均衡原則。如果事情真是那樣，其他國家會立刻結成同盟，其中的中、俄、歐、日這些國家中的任一個組合，其力量都足以與美國抗衡，最后形成的實力格局與游戲戰爭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只不過是國家換成了聯盟，政治上的表現更公元化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