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鄭國泰嚶嚶抽泣的樣子看上去很是楚楚可憐，但是朱翊鈞卻并不認為他軟弱，晚明的外戚既不可能直接指揮地方官，也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除了向皇帝本人討圣旨，鄭國泰可謂是別無他法。

但若是鄭國泰像宋朝以前的外戚那樣切實掌握掌握政治權力呢，那不用說，他絕對會來一個“先斬后奏”，先用官軍殺上一批鬧事的漕工，再指揮錦衣衛和東廠逮捕一群可疑分子，最后徹底將維權者統統定性成“反賊”，讓皇帝不得不下旨處死生亂漕工。

對于這一點，朱翊鈞可謂是相當肯定，鄭國泰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動情，并非是因為他不敢殺人，而是因為他沒有殺人的權力，如果鄭國泰可以殺人，手起刀落來說不定連張鯨都比不上。

而現在鄭國泰沒有這份權力，于是他只能步步試探，小心謹慎地用模棱兩可的話語給朱翊鈞設下圈套。

思及至此，朱翊鈞不由就在心底嘆息了，難怪萬歷皇帝有人格缺陷，一個生來就擁有殺人權力的人長期被一群具有各色殺人動機的人所包圍，就算是觀世音菩薩轉世，恐怕也難以健康成長。

“就算想查，也得有個調查的方向嘛。”

朱翊鈞很冷靜地回道，

“朕瞧著那些漕工大多都是良民，你想往哪兒查？你想怎么查？”

鄭國泰低頭拭淚，那樣子仿佛朱翊鈞是一個惡婆婆，而他是一個備受磋磨的小媳婦，

“臣以為，皇上理應下旨逮捕漕幫首領，著命東廠從嚴審問，令其供出幕后主使。”

朱翊鈞一聽就笑了，

“抓人總得有證據罷。”

皇帝交握的雙手拇指在虎口處細細地摩挲著，

“誰作證呢？不會是那個晉商范明罷？”

鄭國泰見皇帝的態度曖昧不明，立刻回轉道，

“或者先在南京埋伏重兵，命東廠與錦衣衛在暗中查勘，待事發之時一網打盡，到時人證物證俱在，料那幕后之人也無從抵賴。”

朱翊鈞笑了一笑，道，

“假設朕是鬧事漕工，朕就絕不會供出真正的幕后主使之人，這筆賬是很好算的，倘或被捕漕工咬死是為爭取投票而生亂，那就是迎合圣意，說不定朕看了三法司遞上來的供狀，心腸一軟，反倒能赦其無罪。”

“而若是他們承認此事是有別有用心之人在幕后刻意操縱所致，那就是板上釘釘的謀朝篡位，聚眾起事，是毫無疑問的‘理應當斬’，這種情形之下，就算錦衣衛和東廠把百萬漕工都抓到北鎮撫司里去了，也根本不會有人承認此事背后另有蹊蹺。”

“至于漕幫首領，那就更加不會如實招供了，假設當真有人在幕后操縱，此人既然能聯通漕幫頭目，定然不止以利相誘，若是與漕運利益關聯之人，漕幫頭目怎么會輕易歸罪于他呢？他們本來就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就算嚴刑拷打，最終也不過是隨意尋出幾個替罪羊來搪塞朕罷了。”

“朕還不知道他們這些人嗎？弄來弄去就總是這一套，朕想推廣投票，他們不愿意，又怕朕生氣不敢直接說出來，就在暗地里搞那么一些小動作，把原本能協商解決的小事迅速激化成疑似謀反的大事。”

“接著就非要朕下令平亂，朕一下旨，他們就到底下去抓一批人，讓朕殺幾個‘首惡’出氣，然后呢，朕前腳剛殺完人，他們后腳就開始‘苦諫’，說這票選如何害民，如何授人以柄，如何致使民間動蕩不安。”

“總之就是想方設法地教朕‘揀了芝麻丟了西瓜’，朕殺了人出了氣了，他們廢除票選的目的也達成了，就算朕能堅持著咬牙不從，那短時間內也難以再將票選推廣到其他領域了，這么一拖二鬧得過上幾年，票選就徹底淪為形式了，對他們就再也沒有任何威脅作用了。”

“這一套在張居正秉政的那幾年朕瞧得可多了，就說改革驛站那事兒罷，原本張居正只是想規范勘合，避免公器私用，結果政策一下，這邊一個勛貴，那邊一個皇親的，凡是沾親帶故的都想法子跟朕要特權，最后連衍圣公家的人都被搬出來了，果不其然，這沒過幾年，驛站就又恢復成老樣子了。”

“所以說他們這一套騙不到朕，也就嚇嚇你們，利用你們怕被朕當成棄子的心態來讓你們這些能親近朕的人反過來勸朕下旨殺老百姓，朕要是真上了這些人的當，那才是甚么事兒都干不成呢。”

朱翊鈞認認真真地分析了一番利弊，他想他替鄭國泰把計劃講明了，鄭國泰就不用再看上去那么可憐了。

朱翊鈞其實挺不喜歡看一個強大有能力的人在自己面前反復示弱的，他認為這種行為本質上潛藏著一種以上欺下的混賬邏輯，仿佛地位低微的卑弱之人就理應癡傻愚鈍，但凡顯得伶俐聰慧一些就超出了他們的命運，活該換來高高在上的強者對他們變本加厲的精神虐待。

而朱翊鈞是多么善良的一個人，他哪里能狠下心去對弱勢者進行精神上的鎮壓掠奪，他寧愿與人平等相處，明明白白地將后續算計都說給他們聽，將他們背地里的一切陰暗的靈醒都清清楚楚地說給他們聽。

他知道晚明的皇帝時常就陷在這樣的困境里，雖然能唯吾獨尊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但是若不將底下人的利益考慮在內，最終的結局總是一事無成，被陽奉陰違也無從得知，因此朱翊鈞決心不犯這樣的錯誤，既然大家都是聰明人，不妨就以聰明人對聰明人的態度商討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