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孔穎達、顏師古為首的一組，則是按照總綱的涵義，重新考訂諸經(jīng)。

所規(guī)范，孔、顏二人在盧鴻的建議下，為每一經(jīng)均完綱，以此為領(lǐng)，訂證經(jīng)義。

而有兩部經(jīng)，因為盧鴻的參與，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便是《詩》與《書》。

《詩》便是后世所稱的《詩經(jīng)》。乃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年間地詩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稱《詩三百》。

唐以前解《詩》，按照孔子所說“詩言志”為綱。所謂詩言志，乃是認為，任何詩作，均是士大夫借以抒發(fā)情志之言。因此這些《詩經(jīng)》中地篇章，大多被安排了明確的政治背景及喻意。搞得一部《詩經(jīng)》。成了一部政治詩集。

比如《詩經(jīng)》第一篇鼎鼎大名的《關(guān)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是一篇標準地情詩。但以《毛詩注》解來，便言道：“言后妃有關(guān)睢之德者妒。和好眾妾上去了。其他各詩，更是生搬硬套，搞得如同猜謎一般，全是帝德臣忠女貞男良這一派。

盧鴻自然是不會同意這一說法，在他寫的《詩》經(jīng)綱要中，提出“性情說”，認為詩歌起源于性情，情有所動。聲發(fā)乎外。出之自然。又按采風之說，認為上古帝王政務(wù)質(zhì)實，一切從簡。無須諷諭。《詩》三百，雖有諷勵人倫之作，但多是民間眾生，唱情抒懷之作。前人因曲解孔子“詩言志”句意，才將詩全然套于時政，不免有指鹿為馬之嫌。

盧鴻此說，在修書小組內(nèi)頗有爭議。最后反復討論，得到了大多數(shù)人的贊同，孔穎達最終決定支持盧鴻此議，才使此說得以通過。其實唐時詩歌盛行，文人對于詩的理解，較之漢時大有進步，故盧鴻此說，方能得到多數(shù)人地支持。

那《書》便更麻煩了，因為盧鴻提出地觀點更是另人震驚：盧鴻認為，整部《古文尚書》均為后人偽造，應(yīng)當自《五經(jīng)正義》中剔去！

《尚書》地流傳，最多糾葛。秦焚書時《尚書》因之散佚，至漢時伏生憑記憶傳授，僅得29篇，史稱《今文尚書》。后景武之時，在孔子宅壁中得秘藏古經(jīng)，其中有《尚書》，以戰(zhàn)國古文寫成，是為《古文尚書》。此書因無傳授，漸漸失傳。直到東晉，梅獻出號稱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共59篇，便是世間通傳的《尚書》。此時人對于《古文尚書》，均深信不疑。直到南宋朱熹，才漸有懷疑。至明人梅

盧鴻此時提出此議，別說他人，便是其師孔穎達，也是不以為然。孔穎達受業(yè)于劉悼，對于《古文尚書》頗為推崇，深信不疑。要他一時接受盧鴻的觀點，自然不是容易的事。

當然修書小組中，也有支持盧鴻觀點之人。其中支持最力者，便是王德昭。

王德昭此人平時最是穩(wěn)重，且他主修的，正是《書》與《詩》這兩經(jīng)。盧鴻初提出《古文尚書》之偽時，王德昭首先便持贊成態(tài)度。因他精修《尚書》，平時便覺得諸篇文字不似古文，有存疑之處，本有此疑慮，此時自然站在盧鴻一邊。

最后盧鴻便與王德昭提出，共擬一篇關(guān)于《古文尚書》為偽的考證文字，由組內(nèi)諸家共決。孔穎達思之再三，最后也同意此議。

此篇考證由盧鴻執(zhí)筆，并經(jīng)王德昭、谷那律二人修改，于三日后在院內(nèi)石桌旁議事會上提交眾人共議。

盧鴻此文與當代世人行文大異，全由《古文尚書》中人物、事跡以及地名、語言等文中內(nèi)容中地破綻出發(fā)，一一考證其不可能為上古時成文。文中所言，可謂證據(jù)確鑿。如書中出現(xiàn)很多孔安國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與孔注《論語》相左等等。經(jīng)盧鴻在文中考訂之下，真?zhèn)瘟F(xiàn)。眾人皆是久浸經(jīng)書之人，認認真真將考證看完，都接受了此說，再無異議。

孔穎達自然也無話可說。他自幼習鄭注《尚書》，又從劉悼治孔氏古文，自來以其為自己立學之基。此時盧鴻以無可置疑的考證明其為偽文，一時臉色黯然，沉吟無語。

盧鴻心中也頗為沉重。對于孔穎達，雖然學業(yè)上直接的指點不多，但孔穎達對自己備加關(guān)愛，其為人為學，又均可為師范。見孔穎達如此，盧鴻也不好受。只是靜靜站在孔穎達身后，一時也不知說什么好。

倒是孔穎達片刻后緩過神來，微微一笑對盧鴻說：“盧鴻你不必擔心。人說當仁不讓于師，圣人之言，我輩自當踐行。當年先師為學中如有不足，老夫也是不懼當面對論。有你這樣的學生，能直指先人之非，是老夫的福氣才是。呵呵，只是學了它一輩子，一時覺得有些轉(zhuǎn)不彎來罷了。”

微一沉吟，孔穎達又復言道：“《古文尚書》為偽一說，在座之人再無疑義。以老夫之見，便將此文附于奏折之后，上呈朝庭，竟將那偽尚書，排除于經(jīng)書之外為是。今日之會，能回數(shù)百年之非，還其面目，再無貽禍后人之憂，功莫大焉。”眾人聞聽，也不由轟然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