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青壯年集結(jié)，全副武裝，拿起武器，每個人似乎都已經(jīng)習慣了這樣的日常，彼此之間沉默得可怕，有幾個強壯的男子拱衛(wèi)在姊妹倆身邊，隨時準備好為美人沖鋒陷陣。

除掉老幼婦孺，宣恩城里至少可以拉出一萬五千人的青壯隊伍來作戰(zhàn)部署，這個數(shù)值算是非常可觀了。

這個時期的土家男女還保持著原有的服飾特色，看著十分地涇渭分明。

土家男子穿琵琶襟上衣，纏青絲頭帕。

婦女穿著左襟大褂，滾兩三道花邊，衣袖比較寬大，下面鑲邊筒褲或八幅羅裙，喜歡佩戴各種金、銀、玉質(zhì)飾物，但是并沒有苗族那樣的銀頭飾、銀項圈。

秦漢之后，土家先民服飾已具有濃郁的民族特征，《后漢書》中所記述的“武陵蠻”、“五溪蠻”“好五色衣”，表明了土家先民喜“斑斕”服飾的審美傾向。

到了南宋，在唐代即已蓬勃興起的織錦業(yè)此時已進入全盛時期，同時，用五彩華美的織錦制作服飾亦自然成為了土家人的最愛，南宋《溪蠻叢笑》對此有描述：“績五色線為方，文采斑斕可見。俗用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稱峒布。”《大明一統(tǒng)志》、同治年間《龍山縣志》亦多有記載。

土家人崇尚繁麗多姿的服飾習俗，一直延續(xù)到清“改土歸流”之前，改土歸流前，土家服飾沿襲舊習：“男女垂發(fā)，短衣跣足”“男女服飾均皆一式，頭裹刺花巾帕，衣裙盡刺花邊。”（清乾隆《永順府志》）。

到了乾隆二十年間，土家民族形象第一次以草圖形式在《皇清職貢圖》里清晰呈現(xiàn)：此時永順、保靖等地區(qū)的部分土家男人已開始著褲，上衣為圓領短袍，衣長至大腿，包頭巾，系腰帶，裹綁腿；女人則“高髻螺鬟”，內(nèi)穿立領短袍，外套對襟背心，下著過膝百褶裙，以布纏腿。

在后世，張家界出土了一具完好的明代土家婦女的遺體，是迄今為止所能看到最早的土家婦女服飾實物，與《皇清職貢圖》所繪制的及文獻資料所記載的土家婦女服飾幾乎一致。

雖然出土實物上衣為交領右衽大襟，而《皇清職貢圖》所繪制的為立領短袍外套對襟背心，但兩者皆為中國明代典型的婦女服飾形制。

只是衣長要短于漢族貴族女子的長度，這是因為明時對庶民服飾有嚴厲規(guī)定：“庶人衣長，離地5寸”。由此也可看出，在長期與漢民族的交往當中，土家文化與漢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匯融合。

土家族“男女一式”的百褶裙，保留了遠古時代“裳”的遺風。在我國古史記載中，有“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之說。這是最古老的裙子樣式，類似圍裙的形狀，為一簾式樣。

“改土歸流”，成為了土家服飾的重要轉(zhuǎn)折點。

當時清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斷對土司時期的習俗加以禁止，也包括服飾在內(nèi)。

永順知府袁承寵在雍正八年頒布：“服飾宜分男女也”；保靖知縣也“限一年，爾民歲時優(yōu)臘，婚喪宴會之際，照漢人服色。”

從此，土家族服飾男女一式的外觀形式得以徹底改變，男性由穿刺花衣裙而改穿滿裝；婦女則上穿滿裝，下著漢裙，即八副羅裙。

這一時期，由于漢人商賈把大批進口“洋布”（舊時指機器織出的平紋布）帶入土家地區(qū)，洋布的質(zhì)優(yōu)價廉，逐漸替代了土家人自己紡織的溪布、斑布。

織錦除了用于被面、祭祀時的披毯或孩子的蓋裙外，幾乎不再用于服飾。

大多數(shù)土家民眾服飾非常簡樸，據(jù)《酉陽直隸州總志》卷十九·風俗志記載：土家服飾“俗尚簡樸”，“無奢靡之風”。

此時的土家族服飾已不如以前那樣鮮艷，喜好“五色斑衣”的習俗逐漸向“尚簡樸”演變，就如土家俗諺所云：“好吃不過茶泡飯，好看不過素打扮”。

不過，土家服飾雖然在外在形制上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沖擊和融合，但卻在內(nèi)在的靈魂里保留著土家族自身的民族性格，主要體現(xiàn)在圖騰崇拜、工藝特征和獨特的審美視覺等方面。

在土家族人的心中，繁多的色彩中，紅色則最受人青睞。

紅色有著熱烈、鮮艷、醒目、樣和之感，因此喜紅者諸多。

有色必有紅，久而久之，不但在服飾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形成了無紅不成喜，有喜必有紅之俗。

“改土歸流”后，由于受封建王朝的壓制，以及中原文化的強大影響，土家族的服飾男女服裝均為滿襟款式，改掉了“男女服飾不分”的民族服裝，加以土家族的家織花邊，保持著本民族服裝的濃厚特色……

這一點，在其他的土家青壯年身上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唯獨在覃伊這里，有點“鶴立雞群”的樣子。

她在各方面都看著不像個普通的土家妹子，倒像個即將沖上戰(zhàn)場的將軍，而且她的身高，比自己之前進城時見過的許多土家婦女都高了不少，自己認識的女子里，也只有蘇月娥能夠壓她一籌。

很快，又有一隊人馬突兀地殺出，高喊著自己聽不懂的土家語，不過看對方的表情，顯然不是什么好兆頭，多半就是容美土司的人。